马良——中华艺坛百年卓越典范名家

 

百年翰墨路，一代领路人

百年来中华艺坛历经革新与赓续，涌现大批兼具功力、格局与情怀的典范名家，一代代书画名家以艺立身、以情入笔、以心传韵，在笔墨纵横间镌刻山河巨变，在丹青流转间传递文化温度。老师深耕笔墨的坚守、正本清源的艺术追求与崇德报国的文化担当，成为当代艺坛极具标杆意义的典范人物。

本次「中华艺坛百年·卓越典范名家」专题报道，聚焦百年艺坛标杆人物，梳理书画传承脉络，致敬深耕不辍的艺术先行者、守正创新的文艺典范。让百年书画风骨代代相传，让中华传统文艺在新时代生生不息、熠熠生辉!

 

 

其实，只要稍关注一下历史、现实，就不难看出，决定一个人、一个民族乃至世界的主要因素，是一种具有强场影射力的文化理念。正是这种本质力量的存在，人的命运、民族生存以至世界的发展方向，才会由自己决定和支配。

或许是上苍独厚于西域丝路上这一方热土，这一块黄河惟富的文明摇篮，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得以在这里交汇融合。受之养育的少数民族兄弟，身上自然多出了那么几分忠勇、正直和特殊倔强的心质气性，具备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变易的风节。这种由于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所潜生的非凡底质，支使着不屈的兄弟民族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发挥着铁血军团般的顶梁柱作用。自唐以来，特别是元明两朝的蛮荒岁月和国家危难之际，回族英雄的前辈们曾马革裹尸疆场，血溅皇家宫阙，涌生了许许多多的传奇事件和杰出人物。

素被公认的国画大师、鉴宝泰斗、证史国手、断头侠客、画坛奇人马良先生便是这支队伍中缤闪光彩的一位。

当我们打开二十世纪末标志性的记录卷册《中国改革志》的时候，陕西画坛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民族艺术大师马良的崔嵬形象便会浮现在我们的面前。在这位曾经震动了整个神州和欧美一百二十多个国家的画坛巨子的坚定背影后面，雀跃如潮的崇拜者及其马良先生的别开生面的画展如同早春萌动的暖景，依旧是那样清晰，撩人心扉。鲜红的，由山底一直铺到了峰顶的地毯似乎是一段热能汩汩般的脉冲激光管，它紧连着吉隆坡、台北、深圳、西安、北京、巴黎、雅典、纽约等文化名城，把马良先生的汗水、足迹、成就和辛酸一股脑儿地端现在人们面前。

 

顺着这深深脚印沿途寻根蒂，在一切原力与原委的归宿之地，一个艺术胚胎应生命与心灵的震颤而脱颖的动人情景便会在春天的氛围里油然崭露。

或许是复合文化及回汉慧根孕就了马良刚阳不易的潜质及敏器识而善追摹的灵性，从小他便对旷漠里高大、美丽而生命力极强的胡杨树有一种特殊的思想感情。他不仅憧憬着年长后祛万难而自向上的生活，而且本能地描画着这种象征着民族风节的可爱树木。直至日寇降服、举家重返西安后，这种习惯仍一以贯之于马良的日常生活。特别是料峭春寒之际，当树枝萌生出嫩绿的芽苞，马良的感情潮水便如同放缰的野马一样，一发而不可收。

潜修便有神遇的机缘。夕阳的余晖被清真寺挤碎后，梦幻便产生了。当时马良正在摹画小吊脚楼，正好被著名画家张寒杉撞见。几句娓娓话语，他们便成了忘年之交。后经大师指点，马良的画技大有长进。无论工笔、写意，无论水墨、色彩还是花鸟、人物，竟大都有了那么一种鲜灵、活泼的感受。

而真正把马良催上绘画之路的是一次画展的殊遇。年轻而纯朴的马良，怎么也不会想到，古城里竟然有用史笔记录了难忘岁月的艺术大师!画家石鲁先生的《东渡》与《收高粱》竟能把两个截然不同时代的现实生活在水墨中表现得那样充分与生动!相形之下，宁夏一省仅有的四尺三开小幅梅花就禁不住寒酸了。

 

触物伤怀，反求于己，马良遂在阵痛中确立下矢志不渝于丹青、鞠躬尽瘁于画坛的执着意念。

石鲁那些巨幅画面上奇崛苍劲的山水所直观的伟岸雄姿，所凸现的伟大人格、所洋溢的博大气韵，从根本上动摇了马良艺术思维世界和文化心理结构中沉迷于小品诗画性的那一面，水击之志陡涨。易花鸟为山水，借丘壑写风节，马良要为民族的艺术地位和艺术的民族风格提升做出一个后继者的应有贡献了。

“回慧真本，汉智良心”。双重文化血统所混融的那种超凡眼界及刚阳气性，自使马良有那么一种撞南墙而不回头的胆识，有那么一种敢上九天揽月的勇气。沉重的反思后，他如同孤行侠客一样，全身心投入到了历代粉本与山水烟林的追摹与写生中去了。

由于早年受国画大师张寒杉、蔡鹤洲的影响，由于石鲁先生山水雄风的冲击，马良对李思训父子的青绿山水，李成、范宽的清旷烟林，荆浩、关仝的全景巨轴，黄公望的《春山居图》，龚贤先生的积墨山川情有独钟而临池不辍;对斧劈刀削的华山、积蓝染翠的终南山以及江南平水流峰心神向往而千关万照。

正是在这霞客杖柱、达摩面壁般茹苦含辛察观演练中，马良熟识了南北山水的形容、格调，洞悉了历代大家的心迹笔墨。

所贵于马良的是，他既取像于流峰真姿，又取神于其潜在底质;既取法于诸家粉本，又取度于其内在天机;既师于人者，咸见诸家遗风，又师于造化，一切顺其自然：既讲究笔笔都有来由，与传统万而归一，又讲求笔笔不与雷同，出于新一而应万;既重视画家画的直观审美，又崇尚文人画的精神内涵;既专注于中国画的神韵体现，又善于西方画的形质展观。既一表天净，纯在水墨中凸露风节，又五色绚然，多于色彩里彰显风情;既忠挚于北宗山水的雄阔、细密、凝重，在大幅面中体现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度，又痴迷于南宗丘壑的婉丽、简洁、空莹，于小氛围里泛现出一缕俨然令人销魂的情韵。因而马良先生的山水画，见古，见今，见中，见外，见心，见性。一融水墨，南国烟峰丽容宛然颖出，倩姿肌理间似乎蕴藏有读不完的诗话谜语;一即皴点，石鲁曾千笔百墨而造化的雄秀秋山则活脱流观，峻崚嶒嶒而众妙毕备的层峦叠嶂似乎在昭示人们：取人之笔而能生色者，则境界全出;一着勾勒描摹，北宗山水画的风骨色相便活脱脱再现出来了，那层次分明而遗韵悠然的画面，看得出古风在现实生活中嬗变的痕迹。更贵于马良先生的是，他能把双重文化所构心理特质的底蕴同器识、学养相融洽，从而用亦文亦艺的双色绝笔把自己的微妙体验和独特感受非常形象地表述出来。因而画家欲创作的时候，激情与理性的互应驱动，意象中的景观瞬时会凝结为诗与画的两种形式。同文人画始祖王维一样，马良的笔触亦是画中有诗、诗中有画。读他的《落雁峰观日月台》及《与石鲁为友人写枯树》中动人心弦的句子“太华烟雨何壮哉，终南飞拢天际来”及“几棵枯树龙蛇走，忽觉春意到枝梢”。同看他的苍山古松画的冲动感受没有什么不同。都是高度距离现实的艺术写真，都有打动人心的内在力量。尽管此时的作品还没有那种凝寓着心血的史诗般的感觉，但在“美”和“术”的工巧层次上，已能动地超越了人们的一般视知觉感。

 

《古兰经》上有一句话说：真主喜欢高尚的事业。从伊斯兰文化的本质和教义的实质来看，这个高尚，应当指的是对人及人类命运的关心与拯救，是在任何艰难险阻情况下敢于承担的那种勇气和责任。而这个事业的投入，往往具有戏剧般的迷幻色彩。

正当血气方刚、初露锋芒的画家马良欲在丹青世界拼却一搏的时候，他却鬼差神使般地被调动到了外贸系统工作。主要是在工艺品出口的时候把个审美的关口。天生的潜质和勤学、善于器识的习惯，使马良很快在鉴定品评珍宝以至文物方面具有了非凡的学识与经验。无论是瓷器、玉器、青铜器还是刺绣、骨雕，他都能从材料的质地、设计的特色、工艺的水平以及生活应用上的价值诸方面，准确而迅速地作出评判。特别在古董鉴赏方面，由于家庭的熏陶、大师的指点及双重文化素质的底蕴，马良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能根据古玩的表里特征，很快在年代、产地、作者甚至收藏大家、辗转经历上作出中肯的分析、断代与界定。事实的结果，往往使物主和买主们瞠目结舌而拍案叫奇。对于一些画派、工艺流派中众说纷纭、疑窦百出而莫衷一是的许多史实讹传、冤案，马良先生能根据自己的经历、经验，予以翔实而精确的拨正。特别是有关石鲁、赵望云及长安画坛的诸多历史遗留问题，马良先生都能如数家珍地道说鲜为人知的真相。早在年轻时代，马良就以博学多识、证史如流而成为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高级鉴定专家，被画家、文史界誉为鉴宝泰斗、证史国手。

70 年代，外贸系统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要出口国画，马良先生便又被调到本系统独家经营的收购店，专门从事珠宝、玉器、字画、瓷器、杂项古玩及当代老画家作品的收购鉴定工作。也正是在这极其难能可贵的工作环境和特殊的优越学习环境中，马先生对历代工艺品及名画的“美”与“术”有了比一般人更深刻而透彻的认识。这便为他日后出入传统而自由创新于中国画注入了一股浩博的底气。人言，马良先生的山水画具有那么一种穿透着历史的感觉，这恐怕与之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

 

据说，一九七四年，有一个中年人曾到外贸系统的收购店卖过一张潘天寿的全绫挖裱花鸟画。这张画事先曾被博物馆数位有名气的专家宣判为不值钱的赝品。马良仔细审阅后，断定其为真迹，并给了他当时最高的收购价。后来，这张画亦被石鲁、何海霞认定为珍品。此画后在广州的外贸交易会上被拍卖到二十万人民币。马良的名声一时鹊起。

多年以来，马良先生亲手鉴定的古玩、字画、珠宝、瓷器等，单项可以万件计。数字之巨、价格之高，交易差额之悬殊，令听之者惊心动容。就连陕西历史博物馆内的镇馆之宝——战国错金虎符也是马良先生意外幸逢后极力推荐的。他不仅为国家倾心倾力收藏了弥足珍贵的巨量珍宝，为国家节约了难以计数的巨额资金;更主要的是，他为自己的祖国和民族在国际、国内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和极好的口碑，作为中国文人的尊严和风节，在马良先生的身上一一都被体现出来了。

令马良先生感到另一欣慰的是，他在外贸部旁的涉外饭店——清雅斋里能与国画大师石鲁相识。

20 世纪 70 年代初，在那红海洋铺天盖地的残酷政治斗争岁月里，有一天，马良先生正为饭店画一幅青绿山水，出手不凡的笔墨不意招来了老画家的注目。几句所见略同的话，俩人便成为肝胆相照的君子之交。

朝夕相处，促膝侃谈，抚笔切磋，石鲁锋芒毕露、果敢坚贞的个性，临危不惧的风节，史诗般的气度及斧劈刀削的大山大水无一不再次打破马良先生尚嫌狭窄的文艺心理空间，动摇了他思想感情上尚显性而非开拓性的一面，直接影响到马先生后来人生基调和作品格调的大跨度超越。

能否形象化地凝结一段沉重心血的历史，能否在所塑的艺术形体上生动展现出一个民族赤子应有的气度和风节，这时已成为马良先生历劫而不改初衷的断然抉择。

素来善于以人而观艺的马良先生，交关之际，自然更切切地回环感受、思寻于石鲁大师和他的史笔画。他不仅从痛快淋漓而法度谨严的画面上看到了真正文人画的内在功力和魅力，从纵横开合而优游自如的笔墨理路上想到器识、工技及持恒演练对画艺精进的极端重要作用;而且从肌理、风骨以及画面的气息韵致上找到了中国画的水墨本体如何在非描述功能上发挥优势，从而守正求变、守旧图新的路子。

严格上讲，石鲁大师的作品归属于东方意象表现体系，同潘天寿、黄宾虹等巨匠一样，艺术家走的是一条最坚定、踏实而艰难的传统出新路子。中国画的风节、风格的真正守望与希望，其决定的因素实际上就在于这一条路子。画史和史画已无数次地证明，没有非凡的胆识、学识和节志，是走不出这一条路子的;走出来，就是一座里程碑。

 

心里有底后，马良便恪遵石鲁大师的教诲，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在寻途的茫茫艺海又扬起了一叶孤帆。

融合人文、历史于自然，和谐传统、现代于生活，在山水和文化之间重寻中国画美学的支点，贯笔史而化史笔，穿画史而衍史画，在能动提高作者主体心灵品位的同时，有效加深作品所反映的客观世界的厚度，借以使自己笔下的潜质山水能有那么一点史诗性的气度，这便是后期马良先生艺术创作的全部秘密所在。

在更深一层的传统经典笔墨再观照上，中国山水画的蜿蜒路子、历史巅峰及嬗变脉络清晰展现。李家父子一荆关董巨一李成范宽一刘李马夏一大痴山樵，这些历史巨匠，尽管人格和画品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在艺术如何为现实生活的服务上做出了自己非同一般的奉献;因而成为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里程碑。

基于一样的潜意识，马良先生以“一笔法”融汉唐气象、魏晋风骨、两宋底质、元明精神及现代意识为一统，苛修“气”上的心境;又用“一画法”专通宋元法度，苦求“韵”上的技巧。先生这时已唾弃了华媚而柔细的靡俗之风，极崇尚体法与精神。他当时曾感叹地说过： “宋元之法一分未透，山水气韵则一分不出”。这正是马良先生对中国画悠长传统的彻骨彻髓认识。正是如此，于创作的传统承继上，龚贤与石鲁便成为马先生专力追求的两个既定目标。

龚贤是主张借古而开今的。他认为： “有法，必有化”。这个“化” ，就是指艺术家取法前人后的点化与转化，也就是融进自我潜质后对前人之法的主观能动发挥，以至终成“我法”。

马良学龚贤也是如此。对于前贤的“积墨之法” ，马先生是取其技而舍其巧，以便在北宗山水体魄的造设上能多透现出几分元气。史诗般的凝重感，是先生着力要突出的印象，因而用墨时欲浓先淡，欲湿先干;三合一二，七破于三;千层积墨，不见黑团;的确能表现出那种“元气淋漓嶂犹湿”的感觉。对于龚贤的“密笔短皴”法，马良先生是取其巧而舍其技。他先用近似线描的淡墨披麻皴法勾勒出山水肌理轮廓，然后用干笔层层皴擦，数十遍而渐成深，使原来的皴线隐现于皴擦之中;于明暗交换之处，在轮廓交关的地方，略施焦墨勾点，最后以层层淡墨渲染，如此，层次分明而气质冲盈的物观形体上便自然显现出那么一种近似于古人的雄浑底质。石鲁大师看了马良的《西岳南峰》后，深有感触地说： “马良画华山，得山亦得人也” ，就指的是马良取法亦取人的例子。

石鲁是当代“实验水墨”研究的创始人，也是突破水墨+素描的写实体系，而在本体水墨的人文精神体现上作出了划时代贡献的神圣的里程碑巨匠。学石鲁，马良先生主要是贯彻大师的那句看似平凡的梵语： “把东西画神”。二十年前他曾对台北《艺术家》等几家媒体称石鲁为东方的梵高，是因为他们都在这一方面有了实质性的突破。

 

所谓的画神，对于山水而言，就是有骨肉、有神气、有风节、有感情。取此于石鲁，马良只是在依意用笔中，有意无意地用简古、颖秀、苍辣、倔劲来暗示自己，于笔墨的健挺、筋韧、生熟上有一定智慧的把握，以使画作在形质中能多透露出那么一些神韵的感觉，但笔法中绝没有丝毫类同的迹象。一般来看，马良先生的山水作品上，没有那种强烈的、冲击着视觉的“野、怪、乱、黑”的感觉，就是因为艺术家学古人而不合古人、师定法而不泥定法，善于出入传统而自由创新的原委。

有一次，马先生的另一位师友——国画大师何海霞看了马良的画后意外地问： “你的画怎么没有我的一笔?”马良先生亦风趣地回答说： “我和先生的思想是相通的，笔墨也自然相通。”

统之于系而观照，马良先生及其作品，宗师于人，反求于己;不柔不媚，尚节尚气;实求法度，虚明神理;和而不同，谐而不类;熟粉其质，生造其体;积中尚破，干中求湿;线工于皴，色丽于墨;写不刻写，意不随意;一笔千味，万像一笔;出神入化，一派生机。在先生的山水画上，此时已有了那一种史诗般的底蕴与气度。

但在丘壑肌理、烟霞色韵及空间所涌动的潜流上，细看来，总还缺少那一种令人怦然心动的迷人情彩和真味。经过深思后的反省，马良先生不觉意识到，真正可作为艺术创造而使用的景观，是美好的，也是孤独的。它们在自然造化中取得完美，又在造化自然中实现超越。人的心化，使它们成为艺术胚体，但只有在对自然造化的观照中，胚体才会真正成为生命的艺术。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曾感言： “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这是很有见地的。

为了艺术的生命和生命的艺术，马良先生匠心自得后，又泥里、水里、雨里、雾里地考采山川、搜寻奇峰去了。他要目尽南北山水之势，心穷万物诸境之趣，在这以自然真景的造化为师的万千境遇中不断获得那种微妙的体验和独特的灵感，从而在生写上再能有实质性的超越。

 

那是一个不平静的春秋。厄运总是同艺术家幽灵般地作着魔方游戏。同马良先生一样，处于巅峰边缘的石鲁大师正当品享着自己丰盛的艺术午餐的时候，却又再一次因冲动而遭受打击。在当时的美协，石鲁连受看望的自由都没有，但马良由于特殊的人缘、人格和人性，却硬是在生死攸关之际，想方设法把一代英才稳妥地保护了起来。心息自通，肝胆互照。对面切磋，伏枕倾谈，无论是马良还是石鲁，画技和画论都有了长足的长进。

在那些当时看来是地狱，却是天堂的陋旧暗室里，这一对艺术上的莫逆师徒或谈古论今，或合璧创作;或深研技法，或长吟悲歌，在卧薪尝胆、破釜沉舟的境况里鞠躬尽瘁，发愤不已，表现出了一个真正的民族艺术家非凡的气度和高尚风节。人言，士为知己者死，这是很偏颇和狭隘的。从石鲁先生给马良的题诗“画雪腾热血”和赠词“愿为天鞍马，折缚蛟和龙”看，他们的生死相许，维系着个民族赤子对自己民族和国家命运的真实情感和信念，体现着一个史笔画家在国家安危关头，对正义、真理的关注和信心。事实往往是这样，本想把人打入地狱，不料却把人送上了天堂。厄运使这一对敢于刎颈的画坛节士飞速完成了一次艺术思维和国家精神的飞跃，为他们里程碑式的艺术再造奠定了生命的基石。

后来，石鲁对李梓盛和其他的朋友感言说： “马良是我敢上断头台的朋友。”新闻界誉称，马良是“一代画侠” ，这些铮铮作响而令人荡气回肠的铁钉话语，都道出了历史和民众在一个历史阶段对自己优秀儿女的心灵必然回声。

盛誉、转运后的马良先生并没有以所得为满足，他却寻思着如何设身处地地为老画家和陕西画坛尽点绵薄之力，以告慰曾深受过挫伤的心灵，有助于局面的打开。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那个灾难余波尚在、经济还十分萧条的时代，马良冲破各种刁难和阻力，硬是勒紧腰带、硬着头皮，四处张罗借贷，凑足八千多元的天文数字，在西安为石鲁、赵望云、何海霞等挚友和著名老一辈画家举办了平反昭雪画展。这成为当时陕西美协的一件盛事，曾在全国引起过强烈的反响。画展成功了，马良先生却身心憔悴。此后，他又协助美协同样为大师石鲁举办了类似的画展。事后，海内外新闻媒体纷纷执言，称其为“秦中画侠”“关中画侠”“一代画侠” ，马良是那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坦荡君子。报恩于挚友、回报于社会后，他却在喧嚣中消隐了自己，三十年如一日地跋山涉水、走南闯北，对景写生，凭窗运墨，仍一如既往，达摩面壁般地苦苦修炼起来。

云中之山、雾中之水，江南烟树、塞北岩石;特别是连日暴雨初晴后，华山铁壁上剑似的直落飞瀑，阳春姗姗入川后，泾渭八百里桃红柳绿的黄土塬，无不使艺术家马良先生在生态景观的真境里彻悟出审美的实质和“原创”“独创”的本来意义。

造化与心源的自然合一，性灵与境界的自由互动，马良先生的艺术创作渐而登堂入室、出类拔萃，由客观的必然演进到主观的能动。

此时，在画家马良大师的经典性力作上，已能清晰地看到“抽百象而定体”“熔百家为一炉” ，汇古通今、融中法外的神通迹象。

一幅《奇取莲花落云中》图，凝重的史笔所勾皴点染的挺崛雄秀山体，尽显出西岳孤峰在历尽岁月沧桑后的昂然不屈风节，它与浩渺空阔的烟水空间相呼应，使潜力无穷的水墨在流光溢彩中焕发出无限的韵致与生机，整个画面便成为一一种精神、生命和直觉审美的存在。

 

由于作者长期修炼所具备的纯熟笔墨，由于经久历练所滋养的充足潜质与底气，因而抽百象不见一点雷同痕迹，熔百家不见半分游离的影子;形与神相映，质与色互见，力与美偕伉，情与韵连理，画面人物观百态、笔墨诸法及作者的无穷遐思与完美的形象浑然一体，令人迷迷入境而几欲不得出。

尽管《巴山深处人家》《秋山图》有大师石鲁及何海霞的影子，但形质、神韵及笔墨理趣在循情造设上，多有性灵、肌理与格调的不同。难怪石鲁先生早先曾感触颇深地评说过： “一笔天衣无缝，画点江山风生。”

但特别令人感到有触动的是，马良先生能在时代发展的过程中，根据不断变化的审美观和日渐提升的精神层次需求，适当调整创作思路，以便使自己的作品能不断和谐于新生活，满足当代大多数人的需要。

20 世纪 80 年代，当一曲《黄土高坡》唱响三秦大地的时候，马良先生心中早架设的琴弦重被拨响了。横跨陕甘两省、贯穿泾渭流域的那具有独特地貌的黄土塬再次呈现在画家马良先生的面前。这是自中国唐宋以来一直被美术家忘却的雄浑热土，这相对冷寂的角落，此时，却如同圣火一样，在艺术家的心里燃烧了起来。他要用交汇的黄河文化底蕴，用一种格古而出新的锐敏笔触，用一种饱含着生态与时代情彩的色调，用一种历尽艰辛而渴望新生的艺术家的独特感受来构设和描摹这雄浑壮阔而风情卓然的壮美川原，为黄土歌谣的高亢曲调再增加一个灿烂的音符。

 

无限生机，这是艺术家马良先生写画黄土塬的终极目标和基本格调。身经沧海的画家，深知生机与“生写”的渊源关系。这写生是熟极后而返生的极妙手法，它能在反常而平常的造设中把物观本身的生命机能表现得淋漓尽致。但这极于熟的过程，只有靠写生才能完成，没有一个千锤百炼而司空见惯的对景写生过程，亦即无穷的量变、质变的生写只能是水中捞月—空想的神话。

为此，马良先生的双脚沿着泾河、渭河流域，一直踏到陇东、平凉一黄帝的初生之地。每遇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他都要静观默察、凝神结想一阵子，然后用熟而潜生的笔触，认真把所见、所感勾描出来。

过度的劳累、寂寞以至饥渴，常常使马良先生身心憔悴、不能自持，但他情系着自己所酷爱的丹青事业，硬是在坚韧中克服了来自各方面的困难与困惑。十年茹苦含辛，一朝终得正果。在山迥水萦之处，在那些桃花盛开的地方，马良寻找到了那么一种独特于自己与他人的微妙感觉，黄土塬的潜质、灵魂及所需的表现手段如影随行，创作也便成为主观的能动。

刚柔增减几分，青绿多染几分，桃花映水生色，轻烟浅岚见韵，小桥荷锄点睛，汀洲片瓦传神，高空未许鸟过，唯恐扰乱归音。艺术家把自己所熟悉的物观同自己的内心世界相融合，进入实质性创作的时候，那种情感化的形象便具有了一种冲动于视知觉感的内在力量。人言，马良先生的黄土塬画看起来很美、很结实、很容易令人动心，就是因为作者把自己的独特审美和人格力量给艺术地对象化了。

马良先生的黄土塬国画以它的新创意、新面目、新亮点，在中国的画史上再塑了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色与地域特色的里程碑。

 

功夫不负苦心人，寒到极处便是春。马良史诗性的黄土塬风情画一经面世，便顷刻间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台湾朋友闻讯见到画面后，没完没了地誉赞;第一张画也便就发表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院刊上了。美术界普遍认为，马良先生的黄土塬水墨画开拓了中国山水画的表现领域，是值得在美术史上留下一笔的。日中友协理事长、金石书画家渡边春园二十多年前就曾引用石鲁大师的话，在日举办的长安画展上感叹说： “马良先生和他的画是长安画派未来的精髓。”

盛誉、盛情、盛事却并没有使功名成就的艺术家马良先生耽于自我喜乐而进取。他不但更比往常勤勉，而且更淡泊于名利，无视于个人的日常生活。花甲以前的二十多年，他几乎都是在自己淡泊、有节律、有操守的书斋和烟霞、林泉、云崖的胜处度过的。一天只吃一顿饭的老习惯，蒸馍加葱饼的老一套至今未变。

马先生的画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已升值为每斗方九千多元港币(香港拍卖行评估)，但他仍能强制自己，并不为飞来的天价所迷惑，一心一意地静默于自己的艺术事业。“千金难买，一文不值” ，这是马良先生和石鲁大师都喜欢的一句话。日本友人慕名高价欲购马先生的画，借以改善他的清俭生活，马良却淡笑着谢绝了。有一种国格和人格，马先生以精品相赠这两位来华的日本友人。两位东京名流感动地说，马先生才是真正的中国文人!80 年代初，艺术家马良先生曾应急为河南外贸免费画过五张巨幅水墨长城，曾拒绝为东北的某经理作重金求购的画;但为素不相识的河南平顶山工人文化宫作丈二匹画三幅、四尺五画七八幅，市总工会主席吴全盈先生问他有什么条件或要求尽管说，没想到他却分文不取。在马先生看来，人间真情比什么都宝贵。

 

的确，马良先生以自己平而不凡的人格和奉而以献的高尚精神，在国际、人际，塑起了一座亮丽而丰满的里程碑。他的艺德、艺才、艺风同民间传说中的神笔马良没有什么不同：惩恶扬善、救困扶伤、画技精湛、天性不泯……

曾记得，马良先生在电台做节目时，主持人谈到，民族、宗教的精髓对艺术一定有深刻影响时，马先生沉稳地回答说： “宗教本身是文化的产物，文化也受宗教的影响，两者相辅相成。《古兰经》上说，真主喜欢高尚的事业。少年时，我想得很单纯，认为高尚的事业，就是对社会对人类有益。我经常给朋友讲一个阿拉伯的故事。有人问，金钱好还是知识好?中古的阿拉伯学者认为金钱的仇人多，知识的朋友多。”

从这些发自内心的、令人深省的话语来看，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相融所产生的心理潜质，的确对艺术家马良产生了极其强烈而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左右着马良先生潜意识中思维的总体方向，滋养着他本于真而善于美的心智，培育着他作为一个英勇民族的后裔而敢在紧要关头保持风节的良知与良心;而且作为一种思想底蕴和精神支柱，引导和扶持着艺术家马良同志在风雨征途上矢志不渝，鞠躬尽瘁，终于在一个需要巨人而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在万象更新、百花争妍的中国画艺坛，创造了一座异彩纷呈而引人注目的里程碑。

同一切敢于投身地狱的艺术家一样，马良大师耀眼光环的背后，同样是一串串感人的故事，是一幕幕引人的戏剧情节;同样是一行行深深的脚印，一腔腔涩辣的苦水、辛酸的眼泪……

在一般人看来，马良先生于艺术人生的征途上似乎没有“原则上的对手” ，似乎没有那些骇人听闻的节烈行为和非人际遇。那是马先生善于在锋争处养晦，善于在濒危时权宜。利来之，不以物喜;祸趋之，不为己悲;临大事，多运静气;遇小人，不施枉力;遇难相救，虽舍生忘死，但毫不露痕迹;济困扶弱，即便倾家荡产，也从不透声息;为人处世，外简易而内机深;取誉接物，思无邪而行惟正;智效一官而不谋官， “权分一郡”而不争郡;友，不分高低贵贱;亲，不避贤愚卑尊，见贤思齐，目愚悔过……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正是在这些取舍适宜、运事得体的明智运筹上，马良先生本能地避免了诸多的麻烦与不快，从而得以把自己最大的精力、最多的时间用在了艺术大业的创造上，取得了在一般人看来绝对不可企及的成就。这些，不仅体现了马良先生作为一个真正的文人所应有的风节、襟怀与品性，而且以确凿而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科学而理智地处理好人生际遇中的诸多矛盾，以利于各方面的真正和谐，从而焕发潜力和机能，对于个人事业的发展与改造，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马良先生为我们所塑的丰碑是多维、多元和多味的。择一端而可破译世相，觉一味而可洞悉人生。在人类历史和中国的社会现实不断朝着和谐、创新发展的时候，学习民族赤子马良先生的艺术哲学和人生哲学，便有着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和深远而重大历史意义。

 

 

 

 

 

 

 

注：帖文原载于萤火传媒，《風節铸就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