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润大起底：传奇央企的前世今生
华润大起底：传奇央企的前世今生
1938年，一间小小的贸易商号在香港悄然成立，商号取名联和行。就是这家当初毫不起眼、籍籍无闻的小商号，在以后七十多年的发展中，显示出她的巨大能量。
本策划内容摘自中华书局《红色华润》一书。
01
在香港创建联和行 成为中共海外经济联络点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作为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标志，蒋介石允许我党在国统区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与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协商，希望能在香港设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得到卡尔的认可。1938年1月，我党派廖承志等去香港筹建“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秦邦礼也成为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最早的成员之一。
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使命主要是：在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中募集资金和物资，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日。为了妥善保管募集到的资金和物资，并顺利送到抗日前线，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决定：成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合法公司，由这间公司开办银行账户，办理仓储和运输业务。这项任务交给了秦邦礼。
经过一番调查和准备，秦邦礼在1938年夏秋之交开办了“联和行”(Liow & Co)，公司设在香港干诺道中，注册资金为两万美元。秦邦礼初到香港时叫杨廉安，在无锡方言里“联和”与“廉安”发音相近，公司的名字与他个人的名字相关联，看上去这家公司更像一间私人公司。这个名字是经过中央有关部门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长江局”批准的。同时，秦邦礼还有一个电报用名，叫杨琳。 钱之光回忆说：“实际上，这是我们设在香港的一个海外经济联络点。这件事知道的人很少。”
秦邦礼是博古(秦邦宪)的弟弟。博古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曾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
何香凝、宋庆龄此时都住在香港，廖承志利用她们的特殊身份开展募捐活动。1938年6月14日，在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保卫中国同盟”在宋庆龄家里成立。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是建立在国共合作基础上的一个机构，其援助的重点就是抗日游击队，客观上说，就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当时国共合作抗日，蒋介石对宋庆龄这样做也无法反对。
从1938年3月到1941年12月，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代表我党，在宋庆龄、何香凝的配合下，在香港及世界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日募捐活动。当时的募捐活动主要由宋庆龄出面，具体工作则由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组织安排。也就是说，抗日战争时期，那场轰轰烈烈的、波及全世界的、长达几年的抗日募捐活动，实际上是在我党领导下进行的。这里面，廖承志功不可没，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功不可没，秦邦礼同样功不可没。
华侨的捐款大部分由香港大英银行代收，存入联和行的账号。募集到的物资则先存放在保卫中国同盟租的两个仓库里；再由联和行安排，送到武汉、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分批运往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前线。
募捐活动往往声势浩大，尤其是宋庆龄亲自出面的时候，香港街头万人空巷，在这样的环境中，廖承志无法避免地也成了公众人物，加上“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本身就是一个公开的组织形式，是经过港英政府批准的，所以，他们的活动几乎是公开化的。公开化，潜在危险就大。
与募捐相反，对于募集到的物资和资金，保管与运送则需要绝对保密。原因是，其一，香港聚集了来自各国的特务分子；其二，从香港到延安，沿途军阀混乱，地痞流氓横行；其三，国民党右翼势力破坏国共合作。联和行作为一个秘密机构，承担起保管和运送这些物资、资金的重要使命。
美国友人爱泼斯坦高度评价了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他写道：“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冲破日本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进行对外贸易的创始活动之一。”
02
周公馆受命 联合行改名进出口公司建中共商贸系统
1946年8月，杨琳和连贯从香港飞到上海。此时的上海笼罩在大战前的紧张气氛之中，国民党特务已经开始大肆屠杀我地下党员了，内战一触即发。
第二天，他们乘火车去南京，直接到梅园新村，见到了董必武、南京办事处办公厅主任钱之光和夫人刘昂，还有办事处秘书长刘恕、秘书科科长王华生等。 周恩来不在南京，他去了上海。杨琳和连贯在南京等了一个星期，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周恩来让他们速到上海接受任务。 杨琳和连贯坐火车离开南京再去上海，在周公馆，他们终于见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伸出双臂拥抱杨琳和连贯，并关切地问候杨琳家人的情况，问候杨琳的母亲是否健康。接着，周恩来谈起博古飞机遇难的事。提起哥哥，杨琳泣不成声。
杨琳和连贯在周公馆住了两个星期，等着接受任务。形势瞬息万变，周恩来在思考。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许多战略物资来自海外华侨的捐助，在抵抗外来侵略这个大的背景下，全世界的华人都联合起来了。可是，如果打内战，必将使灾难深重的中国走向民不聊生的境地。如何避免内战？如果打内战，我党我军的经济支柱在哪里？粮食、被服、武器从哪里来？ 我们必须自力更生。
周恩来交给杨琳的任务是：1.打通海上运输，发展国外贸易，交流国内外物资；2.完成财政任务；3.培养对外贸易干部。周恩来说：最近还会有一批干部去香港，上海和南京办事处有三百余名干部，一批回延安，一批去香港，身份没有暴露的干部可以帮你办公司，其余的，你们要帮助他们寻找社会职业，能教书的教书，能办报的办报，隐蔽下来。
周恩来交给连贯的任务是：把滞留上海和重庆的文化界人士、民主人士护送到香港。今后公开活动的重点地区转移到香港。
1946年，在香港，党中央领导的三个系统先后形成： 1、以杨琳为核心的商贸系统。 2、以潘汉年为核心的情报系统。 3、以“港工委”章汉夫、连贯为核心的地下党系统。 1946年内战爆发后，在解放战争那段艰苦卓绝的日子里，杨琳领导的联和进出口公司部分地承担起另外两个系统的经费需要。
杨琳回到香港后，把联和行改名为“联和进出口公司”，简称“联和公司”，在德辅道中香港电话公司大厦(太子行)租了一个写字间，门上写着：联和进出口公司。 在白区工作，杨琳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在危急时刻减少损失，他始终坚持“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所以，他又注册了“天隆行”，并在广州设立“天隆行”分行，用香港与广州两地的公司从事香港与内地的贸易活动。在解放战争刚刚爆发的初期，在胡宗南轰炸延安的紧要关头，我党已经把海外经济工作摆到了很重要的地位上，由朱德同志亲自领导。当时，我军所占领的地区很有限，蒋管区面积很大，联和公司要接济蒋管区地下党和游击队的经费，这个任务何等艰巨。 1947年9月中旬，钱之光一行顺利抵达大连。在这里，他们与东北局的几位主要领导陈云、李富春等取得了联系。钱之光在与李富春交谈以后，一个大胆的设想很快形成了： 留在大连，组织货源，打通东北和香港之间的贸易通道，把东北局的物资运到香港，再从香港购买战争和生产所需物资。这个设想很快得到中央的批准。钱之光等人就在大连留了下来，他租了一套房子，大家住下，就算建成了一个临时的“大连站”，作为香港联和公司的一个站点。从此，联和进出口公司的组织机构逐渐健全起来了： 在香港，联和进出口公司挂牌营业； 在广州有天隆行； 在大连有大连站(中华贸易公司)。 这样，香港与广州、香港与大连，就可以很方便地开展进出口贸易了。这三家公司实际上是一家公司，在执行同一个任务。
03
“华润”得名：“华”代表“中华”，“润”是毛泽东的字
1947年，联和进出口公司得到迅速发展，主要是得益于与东北解放区之间的贸易活动。在延安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下，在东北局的支持下，钱之光和杨琳率领着一支特殊的队伍，在大连和香港两地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外贸易活动。 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打通东北至香港的贸易通道。
东北盛产大豆(黄豆)，1947年的可输出量为200万吨。用3000吨的船运输，可以装600多船(不算其他土特产品)。轮船从罗津到香港，从装船到卸船，再装货回来，一个来回最快也要一个月左右。600船，这是多大的运输量啊！东北局与香港华润之间的贸易活动从此拉开了大幕。
由于销售东北粮食，联和公司门庭若市，看货、谈价钱的商人络绎不绝。为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杨琳提出：租一个大的写字间，以便于对外谈业务。 1947年12月圣诞节，公司员工及家属举办了一次聚餐，大家欢聚一堂。 看到公司的发展，杨琳无限感慨。他说：“‘联和公司’这个名字当初是以我的名字‘廉安’命名的，在无锡话里，这两个词谐音。现在，公司发展了，要给公司重新起一个响亮的名字。”
在议论改名字的时候，大家七嘴八舌，起了好几个名字，有人建议叫“德润”，“德”取自朱德的名字，因为当时朱德总司令分管华润；“润”取自毛泽东的字“润之”。后据杨尚昆同志回忆：朱德接到电报后说，“不行，怎么能把我的名字排在主席前面呢？”再次议论时，杨琳提议改为“华润”，杨琳说：“华”代表“中华”，“润”是主席的字，还代表雨露滋润、资源丰富。在场的人都表示同意，于是“联和行”改名为“华润”。
“华润公司”正式注册的时间是1948年12月18日，公司是以合伙人的形式注册的无限公司。“华润公司”这个名字的使用时间一定早于注册时间，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从1948年9月到12月，华润曾经从事了一项极其伟大的事业，那就是把数十名一批重要的民主人士从香港秘密送回大陆，从而保证了新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香港与东北局之间的第一次远航贸易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这标志着我党领导的外贸进出口工作开始转变为公开的商业活动，从以采购为主转变为销售和采购并重，从以进口为主转变为出口和进口并重，这是一次巨大的飞跃。 此后，阿尔丹号和波德瓦尔号两艘货轮不断往返于香港与罗津、香港与大连之间，运出东北产品，运回东北所需物资。 在这样的贸易活动中，香港华润公司得以迅速壮大，人员在不断增加，营业额在不断增长，其知名度也在逐渐提高。随着销售和采购范围的扩大，“华润”的名字已经走出香港，走向东南亚，走向英国和美国。
04
早期华润人：为国采购大把花钱 私人生活极简朴
当时华润的海运贸易很多，每次都需要报关，港英政府是用英文作为官方语言的，所以，华润的贸易文件主要用英文。那时需要很多懂英文的人才。
到1948年中，华润公司的员工有：杨琳和妻子黄美娴、袁超俊和妻子钟可玉、刘恕和妻子鲁映、高士融和妻子郑育眉、王兆勋和妻子毛修颖、林其英和妻子唐淑平、李应吉和妻子徐景秋、王朝基、吴震、郭里怡、钱生浩、潘象山、于凡和妻子黄惠(原名马美丽)、报务员小李和妻子等20余人。大连站也有20余人。为适应业务快速发展的需要，华润公司第一次在香港聘请了一批当地员工，若干香港人进入华润。
华润公司的员工为采购国内急需的物资在大把大把地花钱，可是，他们自己的生活却极其俭朴，跟解放区一样，实行供给制。供给制是我党早期的一种分配制度，是以“小米”折算的。1948年，部队、机关、学校的公职人员年收入为：关内解放区人均每年400“小米斤”，东北天气冷且农产丰富，人均600 “小米斤”。由于华润地处香港，特殊一些，还有一点津贴。
华润此时还没有小汽车，杨琳和钱之光出门也搭公交车。乘公交车，一则不方便，二则也不安全。1948年9月，在秦福铨随第一批民主人士到哈尔滨后，见到陈云，陈云同志问起杨琳的情况，秦福铨说：父亲很忙，早出晚归，令人担心。陈云马上至电杨琳，让杨琳买一辆车。买车已经是1949年底的事情了。
大家都是供给制，一起吃食堂。在跑马地成和道16号，有个小厨房，公司请来两位香港姑娘，阿樟、阿三，负责做饭和打扫卫生。她们很勤快，抢着干活。中午送饭到公司写字楼，开始是送到太子行，后来是毕打行。饭菜很简单，一碟菜大家都不肯伸筷子，缺食用油，菜汤里只漂一点点油花。
没什么好吃的，基本上是国内运来什么就吃什么。吃黄豆最多，尤其是波德瓦尔号撞船后，海水泡过的黄豆卖不掉，只好自己吃，天天吃，以致后来一些人见到黄豆就反胃。还有就是鸡蛋，每次轮船来了，出口物资里面总有鸡蛋，鸡蛋很容易碎，好鸡蛋卖了，有裂纹但还没碎的鸡蛋，就自己吃。郭里怡回忆说：天气热，怕鸡蛋变坏，食堂天天煮鸡蛋炒鸡蛋，吃太多了，一闻到鸡蛋的味儿就想吐。
华润人在香港，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奉献着，节省着。他们知道，多节省一个铜板，就可以多采购一些物资；多一些后勤保障，就可以减少前线将士的流血和牺牲，同时，解放区的生产就可以早一天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