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王后人丁玲：与瞿秋白的特殊情缘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1936年12月，毛泽东挥笔写下这首《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后，立即用电报发给已随红军到达陇东前线的丁玲。在毛泽东诗词中，题赠作家而且以电报方式发给，只有丁玲一人，足见毛泽东与丁玲的交往至深至真。

　　今天，当我们来到临澧县寻访丁玲故居旧址，走进坐落在临澧城关安福镇的丁玲广场和丁玲文献陈列室时，再一次被丁玲那坎坷曲折而又矢志不渝的人生经历和对社会的杰出贡献所深深打动！

　　半堵墙，承载着太多的故事传说和太厚重的文化积淀

　　说起湖南文化名人，丁玲无疑是一面旗帜，一面独秀于湖南人物之林的杰出女性的旗帜。

　　她是中国左翼女作家，是投身革命解放运动的新女性的代表。

　　而写丁玲不能不先提到湖南临澧，不能不先写临澧县城西十五里地远的佘市镇高丰村(原修梅乡黑胡子冲)的蒋家大院。因为这里是生她养她的地方，为她后来的思想和行动涂上了基准色。

　　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1904年10月12日，她在临澧黑胡子冲一座远近闻名的豪宅大院----蒋家大院中呱呱落地。

　　现在，我们看到的蒋家大院，昔日的豪华和盛世风光不再。这座建于清道光初年、坐北向南、占地面积20余亩、建筑面积约13200平方米、五进四天井、大小共120余间房的豪宅大院已荡然无存，呈现在面前的仅是一段高两米、长十多米的破败的青石砖墙、一些散落的石凳、一些残碎的石板和一个很开阔的大屋场。

　　即便如此，我们仍能从半堵墙和屋场旧迹中看到蒋家大院昔日辉煌的影子，感受到其中积淀的厚重的文化气息。对这位享誉世界的作家的身世，临澧民间有这样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说法：闯王李自成兵败京城之后，携家眷、随从经佘市桥前往夹山寺，在佘市桥边的黑胡子冲，将富可敌国的财产留给自己的一位王妃，并赐姓蒋。因继承了闯王的血脉，浸润着佘市桥的灵气，蒋家哺育出了后世的杰出女性蒋冰之(丁玲为其笔名)。

　　的确，丁玲上世纪80年代谈到自己身世时，也曾说过自己祖上是李自成的后裔。

　　对这些民间传说，我们也能从一些文字记载和老人的回忆中得到佐证：丁玲祖上，清代安福县(今临澧县)蒋家是全国巨富之一。蒋家自光字辈下共授、封一至七品官职的约有150人，其鼎盛时期拥有田地60余万亩，并在各地商埠开设48典当、72钱庄，发行银票流通汇兑。与陕西霍家、山东尉迟家、湖北黄家并称为全国三个半大财主。当时蒋家的人进京，可以不住驿馆客舍，而由自家的金号、银号、典当铺接待；家中金玉古玩更是车载斗量。蒋家豪宅、花园、祠堂、戏台等建筑的壮观和秀丽，刘毓吾所著《蒋家花园回顾》一文中有生动描述：蒋家花园“广厦千间，水绕四门；堰水贯于中部，浮桥过于两端；亭台楼阁，布满园内；画舟小艇，漂荡池中；四季花卉，件件俱全；百色果实，历历可数。麒麟狮象之肖像，虎豹豺狼之写真。大有登东山而小临澧、临池沼以昭日月之慨。其布置之雅观，真不亚于北京紫苑；而风景之宜人，且远过长沙朱园”。曾国藩的湘军过境时，蒋家一次就捐了30万两军饷。

　　这一说法，我们还可以从丁玲自己后来的回忆中得到印证：“安福县蒋家，是一个有钱的人家，是一个人丁兴旺的人家，在我的爷爷时代，据说那些爷爷们，这房、那房、远房、近房究竟有多少房、多少人，连姓蒋的自己人也分不清楚，外人就更无从知道，只知凡是安福县的大房子，一片一片的，都姓蒋。这些人都是财主，大财主，大地主，家家都做官，这个官，那个官，皇帝封的金匾，家家挂，节烈夫人的石牌坊处处有。对这家人的传说很多。”

　　但是，到丁玲出生时，蒋家家道开始破落。特别是蒋父去世后，丁玲母亲再也无法在蒋家呆下去，便带着只有5岁的她离开临澧蒋家到了常德。丁玲对这段历史刻骨铭心，她后来回忆说：“可是当我五岁，离开这个家时，我却是一个破产了的家庭里的孤儿，随着寡母和抱在我母亲怀里吃奶的刚足一岁的小弟弟，我同这家人隔断了关系。”

　　不久，丁玲母亲考入常德速成女子师范学校，她也进了这所学校附设的幼稚班。母女俩早出晚归，同来同去，一起读书上课。在这里，丁玲认识了勤奋好学且具有强烈民主革命思想的母亲的结拜妹妹----她称之为九姨的向警予。向警予也非常喜欢丁玲，经常鼓励她认真读书。

　　1918年，丁玲小学毕业后进了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读书，不久转入长沙周南女子中学。“五四”运动爆发后，丁玲在母亲的支持下先后到长沙、上海等地求学，从此离开家乡踏上了自己的革命人生旅途。

　　有研究者曾认为，丁玲的性格由两种相辅相成的特质构建：其一是坚毅、勇敢、倔强、叛逆和激烈，其二是浪漫、敏感和文雅。其实，这两种性格特质，我们透过蒋家大院残留的半堵墙，仍能看出个中奥秘。因为被毛泽东誉为“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丁玲，其手中那支能抵“三千毛瑟精兵”的“纤笔”就是从这里开始书写自己一生传奇的。

　　对于现在有人提出丁玲是否真是李闯王的后人，我们姑且不去考究，但她骨子里那与生俱有的坚毅、倔强、叛逆、富于革命理想而又浪漫、狂热、敏感和无所顾忌的个性，倒可以在李闯王当年的反叛与霸气的性格中得到印证。

　　丁玲从小就有一种反抗精神。这种反抗精神最初体现在她对自己那桩旧式婚约的反抗。她从小就由外婆做主，与大表哥订下婚约。丁玲对大表哥印象虽然不坏，但却因为曾经目睹了外祖父这个大家庭中妇女的不幸生活，因而不愿再成为封建家庭的殉葬品。小时候的丁玲表面上虽然温顺听话，内心却蕴藏着一种倔强高傲的气质。后来，经过在长沙周南女中、白云中学学习，她的视野更加开阔，对个性自由、婚姻自由的追求更为强烈，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和参加争取妇女解放、维护妇女权益的一些活动后，更增添了她冲破旧式婚姻枷锁的勇气。在这场解除婚约的抗争中，丁玲那勇敢、坚毅、叛逆的个性充分展示出来。她亲自参加家庭会议，与舅父展开激烈的争论，并誓死不承认这样的婚约。“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是祖宗定下的规矩，她的态度自然激怒了舅父，于是大骂丁玲不成体统。丁玲也不示弱，便在常德《民国日报》发表文章，揭露舅父假道学的面孔，并从此两家亲情断绝。经过丁玲自己的努力与母亲的鼎力支持，这场解除婚约的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此后的丁玲就像一只飞出牢笼的小鸟，得以在广阔的天地中自由翱翔。

　　大概因为丁玲的这种革命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以及倔强、叛逆、坚毅、向上的个性，使得她与我们党多位早期革命领导人有过亲密接触和交往。

　　丁玲与毛泽东接触和交往的时间最早。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丁玲从白区到达延安后与毛泽东那次对话。毛泽东问丁玲想干什么，她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当红军！”对丁玲的心直口快，毛泽东大为赞赏。于是便有了前面提到的那首《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其实，这不是毛泽东与丁玲的第一次认识。早在“五四”期间，他们就彼此听说过。丁玲在长沙读中学时，就听湖南第一师范的人说毛泽东是一个奇人，于是便有了见见毛泽东的想法。不过，由于多种原因，他们之间只是闻其名而未见其人。但丁玲早就认识毛泽东的挚友向警予，而且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曾是丁玲的同学，并多次向她谈起过毛泽东，后来在上海大学读书时，丁玲又从瞿秋白、施存统等人那里听说过毛泽东的一些情况。而毛泽东也通过上面那些关系，多少了解一些丁玲的家庭及个性，所以，他们在延安一见面就有一种神交已久的感觉。对此，丁玲在上世纪80年代写给孙女的信中，专门谈到了她与毛泽东、杨开慧的关系。她说：“暑假中，一些比较要求进步的学生，自己组织，由男子第一师范的部分教员和毕业生协助办了一个多月的暑期补习班。补习班设在王船山先生书院。还说毛润之先生也要来给我们上课。我是这时知道毛泽东同志的。但他始终未来讲课。而补习班也是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之下办起来的。杨开慧、杨开秀(开慧的堂妹)都在这里，也都在暑期班学习，我也参加了。”

　　丁玲与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达也交往甚深。她是李达的学生，而且与李达夫人王会悟以姐妹相称。1921年冬，李达根据党的“一大”做出的决定，在上海创办了平民女学，专门为党培养妇女干部，丁玲就是这时候从长沙到了上海，进了平民女学，成为李达的学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李达是丁玲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引路人。

　　丁玲与瞿秋白的关系比较特殊。这不仅仅因为瞿秋白曾是她在上海大学的老师，是她的好朋友王剑虹的爱人，而且彼此也曾产生过爱慕之情。对此，我们从丁玲上世纪80年代初写的回忆录《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摘录几段，足可以说明他们之间是非同一般的感情，因为这篇文字从头至尾流露出丁玲对瞿秋白的敬重与留恋。她说：“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他几乎每天下课后都来我们这里。于是，我们的小亭子间热闹了。”“秋白站在书桌对面，用有兴趣的、探索的目光，亲切地望着我，试探着说道：‘你们还是学俄文吧，我一定每天去教。怎么，你一个人来的吗？’……我无声地、轻轻地把剑虹的诗慎重地交给了他，他退到一边去读诗。读了很久，才又走过来，用颤抖的声音问道：‘这是剑虹写的？’我答道：‘自然是剑虹。你要知道，剑虹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人。’”她还写道：“有一次，我问他我将来究竟学什么好，干什么好，现在应该怎么搞。秋白毫不思考地昂首答道：‘你么，按你喜欢的去学，去干，飞吧，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你是一个需要展翅高飞的鸟儿。’他的话当时给我无穷的信心，给我很大的力量。我相信了他的话，决定了自己的主张。”后来，为了怀念他们这一段非同寻常的情感，丁玲以瞿秋白的笔名“韦护”为题写了一个中篇，发表在1929年末的《小说月报》上。

　　也是因为丁玲这种坚毅、倔强、直爽与直白和奋发向上的个性，她才能以《莎菲女士的日记》而蜚声文坛，以一篇《“三八”节有感》而震动当时延安的高层，以一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而走进世界文坛。

　　这一切的一切，你难道还不认为正是蒋家大院这半堵墙给了丁玲的力量与勇气，使她收获了自由、自信与成功吗？

　　半堵墙，一本厚重的历史书，唤起大院主人对故土的长久记忆

　　半堵墙，代表着一个历史的符号，是一本厚重的历史书。它还像一块碑，一块无字的丰碑，记载着当年蒋家大院的辉煌和与它相关联的人。

　　丁玲无疑是其中最突出者。

　　尽管她走南闯北，很少回蒋家大院，但在其内心深处却一直认为临澧老家房子的漂亮是其他地方所不能比拟的。即便这漂亮后来被埋进了青草丛中，只残存这半堵墙，但丁玲仍这样认为。

　　1982年金秋十月，一代文学巨星丁玲回到阔别六十年之久的故乡----临澧。

　　虽然离开家乡已经60多年了，但她一直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心系故乡的父老乡亲。那次，丁玲一到家乡，就到了母亲曾经教过书的临澧城关完小，与校长、教师共商教书育人大计。作为一代文学巨匠，她关心着家乡文学事业的发展，专门抽出时间与家乡的文学青年就文学创作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座谈。在短短的的四天时间里，她的足迹踏遍了澧水两岸七个乡镇的工厂、农场、农村和学校。

　　然而，令她遗憾的是，那几天因为秋雨绵绵，泥泞路滑，去故址黑胡子冲蒋家大院的路非常难行，已经78岁高龄的丁玲未能实现到蒋家大院故址看看的愿望。即便如此，她仍坚持到了离老家不远的向阳水库管理所，站在黑胡子冲对面的大堤上，流着泪水，一声声深情地呼唤：“黑胡子啊！黑胡子！你离乡60年的孙女儿回家咯！”

　　熟悉的乡音，让陪同者都流下了眼泪。历史与现实交织，分不清到底哪段是历史，哪段是现实。

　　丁玲对故乡的这份深厚情感，我们还可以从她上世纪80年代初回故乡时那篇充满热情、充满期待的广播讲话中得到更深入的理解。她深情地说：

　　“六十年前，我怀着对封建家族的不满，离开临澧，辞别了故乡人民，去长沙，去上海，去北京，寻找人生之路，寻找救国救民之路。六十年后，当我七十八岁、满头白发的时候，我回到了临澧，回到了你们身边。我发现，临澧的面貌已经大大改变了，变得我不认识她了！古老的、封建的、苦难的、旧的临澧已经不再存在了！

　　“当我满怀兴奋、喜悦，欢呼这些崭新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时候，我感激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一步一步走向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缅怀为夺取革命胜利，作出重大贡献和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我也敬重那更多年轻的在各条战线、各个岗位上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呕心沥血的同志们。

　　“在即将离开你们的时刻，我希望你们，祝福你们，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努力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把澧水两岸，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兴旺、繁荣，让她成为芙蓉王国里一朵更加美丽鲜艳的花朵。”

　　丁玲这番朴素而深情的讲话，数十年来，一直激励着临澧人民奋斗不息，豪迈地谱写着“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崭新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