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追问到底饿死多少人

　　亲历七千人大会——1962年前后，漩涡中的安徽

　　50年前，去北京开会时，冯希仁40岁，是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党委书记。这是一家有七八千职工的大企业，冯希仁因此有机会成为七千人大会的亲历者。

　　冯希仁记得，合肥市共派出六名代表与会，其中厂矿代表4人，市委代表2人。其他五人现均已去世。(注1)那是1962年1月，他们与安徽省其他代表一道，搭乘火车北上，住在北京友谊宾馆内，经历了人生中一段不同寻常的旅程。

　　时为安徽省滁县(现滁州市)地委常委兼凤阳县委第一书记的马维民，也在同一列车上。他生于1926年，是河北南宫人，1947年来安徽根据地参加革命，三十几岁已当上安徽省团委副书记，1961年初，被抽调到灾情严重的凤阳挂职。“省委原来想让我去定远县，在那待了一个月后，发现凤阳灾情更严重，就来到了凤阳县。”马维民，对南都记者说。(注2)

　　原凤阳县委第一书记赵玉书已被停职，安徽省农业厅长陈振亚正在这里负责组织工作，马维民是来接替陈振亚的。“我去的时候，情况已有所好转，农业十二条、六十条(注3)先后下发，不像之前死那么多人了。”马维民说，凤阳当时不足40万人，饿死大概6万。

　　可与此相参照的是“大跃进”时期的人口统计数字。1957年，凤阳总人口为380711，到1960年减少为306543，人口减少7万余。马维民来到凤阳后的1961年，总人口数为291958，表明仍有非正常死亡现象。到了1962年，人口开始正增长(315535人)，而那正是七千人大会后的事儿。(注4)

　　七千人大会召开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参加者包括中央、省、地、县委四级主要负责人以及部分大厂矿和军队负责人，共7118人。大会召开的目的，是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统一全党认识，增强团结，调整方针为战胜困难而奋斗。按官方权威说法，“七千人大会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重要成果，对推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注5)

　　重灾区：“有的村子已经没人了”

　　马维民刚到凤阳去的时候，发现这里有的村子已经没人了。“都逃荒了，房前杂草一人多深。”

　　有关凤阳的灾情，在陈振亚1961年2月1日《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有很好的说明：“人口大量外流、疾病和非正常死亡。据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揭发统计，1959-1960年，凤阳县农村人口外流达11196人，占农村总人口335698的3.3%，发病人口达102994，占农村人口的37.7%……全县人口死亡现象更是惊人。据统计，1959年和1960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一些地区规定死人后‘四不准’：一不准浅埋，要深埋三尺，上面种上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注6)

　　在全国范围内，安徽算是“大跃进”的重灾区。“有天灾，有人祸，有的地方风调雨顺，天气不错。”马维民说，就安徽而言，皖南灾情少些，江淮与淮北死人最多。凤阳位于淮河中游南岸，以花鼓著称，是安徽生产落后地区，灾情比较严重。十余年后，正是这里率先开始了“大包干”的民间尝试。

　　马维民说，彼时安徽省内口号繁多，诸如“拿起巢湖当水瓢，哪里干旱往哪浇”之类，“人定胜天”思想风行一时，各地纷纷造假“放卫星”，“你亩产一万，我一万五，他两万，一个比一个多，几亩地的稻子堆到一亩，小孩可以坐在上面不动。”

　　“如果初级社的时候稳住，不再往高级社、人民公社上搞，就好多了。”马维民一直在安徽从政，他当年也曾觉得农民集体吃公共食堂不要钱是对的，这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必须。不过，在他去凤阳就职时，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中央开始纠正“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也在全省推广“责任田”。

　　“搞责任田之前，曾希圣曾在广州问过毛主席，毛主席开始同意，但后来又批他。”马维民记得，当时在安徽省内，关于责任田也有不同意见，“有人愿意，有人不愿意。因为邻省都没搞，所以很多人不赞成，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单干风’、‘平反风’。”不过，责任田1961年还是在安徽推广开了。(注7)

　　农村的奇观，冯希仁也见识过。1958年秋天的时候，他带着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两个劳模去巢湖参观卫星田，在那里吃了顿饭。“我当时就有怀疑，他们怎么可以在稻子顶上走？其实是把快熟的稻子都堆放在这一块空地上了。稻子站不住，就在下面搭木架架起来。我仔细看，看出了这一点，就问村干部搭木架干什么？他们说太密了，为了搞通风。我当时想，也有道理。就是有点怀疑。”

　　冯希仁工作在工业，对农业并不了解。但在去个人家粮仓参观时，他发现仅仅上面一层稻米，下面全部是稻糠。此时，虽然还没有饿死人，但已埋下了伏笔。

　　待到饥荒严重时，冯希仁曾带着八九个纺织印染厂员工去肥东县参与救灾，他兼任该县陈集乡党委委员，目睹了大面积的非正常死亡。“刚开始还可以，后来我们连续三天没东西吃。我住在大队部里面，受不了了，去村里都走不动，要拄棍。全村没有冒烟(生火做饭)的地方，家里不让做，食堂也停了。其他瓜菜什么的都没有，一人一天只发2两粮食，又保持不住，领一次吃三天。没粮了再去运，农民要排队领粮，吃三天，饿三天，水肿，很快就死了。”

　　冯希仁说，“大跃进”导致日常生活困难，他所在的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也开始大炼钢铁，甚至把竹篱笆组成的围墙都拆了炼钢，但生产还算一直正常，虽然也放虚假的卫星，但并不如农业战线那么夸张。

　　冯希仁是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建厂元老。该厂成立于1954年，最初有上海荣毅仁的投资，后公私合营，转为国有。该厂原归纺织部直管，后管理权下放到安徽省，又下放到合肥市。这种管理权下放，在七千人大会之初，被认为是“分散主义”的重要内容，而受到批判。(注8)

　　“大跃进”期间，合肥的工业受到负面影响。“很多项目上得过快，摊子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以致不少项目都因资金和技术严重不足，原材料供应紧缺等诸多问题影响，被迫半途搁浅；有些企业虽勉强上马，但不久也都相继下马，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损失和浪费。”“1959年统计，合肥市工业盈利企业利润总额为4965万元，亏损企业亏损总额为1338万元。到‘二五’期末，即1962年，盈利企业利润总额降至1802万元，比1959年下降63 .7%。相反，亏损企业亏损总额却上升至2301万元，比1959年增加了71.97%。”(注9)

　　1962年初，冯希仁接到合肥市委通知去北京开会，他当时并不了解开会内容，也不知道要去北京待几天。他回忆，合肥市与他同去的还有合肥市委第一书记刘征田、一位市委副书记及合肥钢铁厂、矿山机械厂、重型机械厂的领导。

　　在凤阳县，与马维民同去的是县委副书记张秉尧。

　　大会现场：“不只吃菜，鱼肉不缺”

　　马维民、冯希仁和安徽省的代表都住在北京著名的友谊宾馆，这里以前曾用于接待在京的苏联专家。“我们去的时候苏联专家已经撤走了。我们每两人住一个房间。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住一栋二层楼上，他爱人余叔是省委办公厅主任，也住在那里，但没看见她参会。”冯希仁说。

　　虽然还在困难时期，但北京的代表们吃得还不错。“在人民大会堂开大会，但我们吃饭在友谊宾馆。不仅仅是吃饱，杨尚昆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要求保证与会者吃好。有几个菜记不清了，不只吃菜，鱼肉不缺。房间里还有水果，我有个婶母住中关村附近，我还经常给她送些过去。”马维民说，市县代表一般都没有带秘书进京，他们通常的日程安排是白天开会，晚上则在宾馆看文艺节目———杂技、评剧、京剧以及侯宝林的相声。

　　开大会的时候，人民大会堂内的三层会议厅坐得满满的。“会议隆重，组织严密。”冯希仁说，“每到开大会时，他们搭车前往人民大会堂，会议结束，再排队回原来的巴士。有一次，他看到维持秩序的公安人员在人民大会堂外集合，人数有300多。闲暇的时候，代表们也在北京城内四处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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