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二卷记录“最复杂”的30年

　　本刊记者 苏睿

　　王梦璐

　　2011年1月11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中国共产党迎来了一份建党90周年的礼物：《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以下简称《党史》二卷)正式出版。也是这一天，有一群人终于可以暂时卸下肩上的重担，沏上一杯清茶，细细啜饮，慢慢欣赏自己手中的这件沉甸甸的作品。他们就是呕心沥血编写《党史》二卷的人。

　　“这段历史是个‘S形’”

　　《党史》二卷被认为是继1991年5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以下简称《党史》一卷)出版后的又一部权威性党史著作。在它上市的第二天，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来到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新华书店。刚一进门，在“推荐与畅销书”的摆放处，《党史》二卷便映入记者眼帘。这套书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分上下两册，共1074页，98.8万字。

　　《党史》二卷分为4编：第一编写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八大的7年(1949年10月—1956年9月)；第二编写党的八大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1956年9月—1966年5月)；第三编写“文化大革命”的10年(1966年5月—1976年10月)；第四编写粉碎“四人帮”以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年(1976年10月—1978年12月)。

　　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曾主管《党史》二卷的编写工作。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专访时，石仲泉说：“我曾将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概括为3个‘30年’，二卷反映的正是第二个‘30年’，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这段历史是3个‘30年’中最波澜壮阔、最复杂曲折的时期，呈现‘S形’发展。这个比喻是毛泽东用来讲民主革命历史的。他在1970年12月会见斯诺时指出，‘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S形’。党的第二个‘30年’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异常艰辛的探索，正是‘S形’。”

　　不为人知的艰辛故事

　　《党史》二卷的编写工作从1995年开始，历经16年才出版。对这段复杂历史的研究与记述，编写人员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据了解《党史》二卷编写过程的人士透露，二卷的编写人员，署名在册的有20多人，几乎全部是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只在初期吸收了中央党校等少数几个外部专家。但前前后后干活的至少有200人。

　　记者前不久去过北京市海淀区的党史研究室临时办公楼。那是一栋非常不起眼的小楼。大门口没有挂牌，楼门上挂着又大又厚的棉帘子。在周围人的眼中，这里总是显得很神秘。走进楼里，楼道非常窄，刚够两人并排走。每间办公室15平方米大小，一些房间里堆放着装满党史类书籍的书柜。记者了解到，党史研究室原来办公的大院最近在装修，工作人员就暂时搬到了这里。刚开始写《党史》二卷的时候，工作人员还曾在中央党校南院办公。《党史》二卷，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中写成的。

　　党史研究室的许多人忘不了，1995年春的一天，单位突然召开全体大会。会议宣布，党史研究室接受中央委托，在《党史》一卷顺利完成后，开始二卷的编写。那时，党史研究室在一卷后接着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都没怎么停歇，新的任务就来了。从接到任务的那天起，编写者们就没松过一口气，一干就是16年。为了写好这段历史，斟酌好每一个词、每一句话，他们经常穿梭于国家档案馆和党史研究室档案馆之间，查阅了成千上万的资料。在坚实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党史》二卷披露了很多原始材料，有些甚至连党史研究专家之前都没有见到过。

　　据介绍，书稿曾经过百余位专家审阅，先后4次送审中央。相关意见回来后，党史研究室都会开会讨论，看哪些意见可以吸收。如果不能，必须作出说明。书稿完成后，全体编写人员还要集中起来参加“句读”，就是每个人都逐字逐句地把自己完成的部分读一遍，让大家听听还有什么错误，再修改。

　　最突出的特点

　　在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启华看来，《党史》二卷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重大的历史事实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和判断，而不是离开历史条件的变化，用今天的政策去衡量和评价。对于重要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党史》二卷也写得比较“公道”，既不因为犯过错误而抹煞其贡献，也不因为有过功劳而掩饰其错误。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何虎生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二卷中突出了人物描写，比如江青、华国锋、林彪这些人物比以前都更丰满了。过去，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总是被省略，基本都在写其他人，而这次对华国锋的作用提的多了。二卷还有很多‘创新’。比如，第一次描写党内矛盾，比较展开地讲了林彪集团与主张改革派的矛盾、江青与邓小平的矛盾等。而且，以前写党史基本都是理论，比较平铺直叙，现在不仅叙述事实，还会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较为深入的客观分析，甚至提到一些解决办法。”

　　意见不统一时怎么办

　　编写党史是件复杂的工作，这一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情况，这时候，编写人员需要集体坐下来商议。比如“大跃进”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有人觉得是借鉴苏联的经验，也有人认为这是我们自己探索出来的。持后一意见者认为，抗美援朝战争，交战双方都派出二三百万人参战，美军投掷几十万吨炸弹到上甘岭，把山头都削掉2米多。因为美国当时的钢材年产量是8827万吨，我们只有60万吨。这让当时的领导人认识到，现代化战争拼的就是钢铁，所以确定优先发展重工业。对此，《党史》二卷把两方面意见都结合了进来。

　　如果还是不能统一怎么办？“那就按《决议》的精神走！一切都以它为准！”面对记者的提问，石仲泉斩钉截铁地回答。

　　石仲泉告诉记者，《党史》二卷的编写始终以中共中央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重要会议及中央领导同志有关重要论述为依据，充分吸收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学术界的重要研究成果。

　　石仲泉向记者举例，《党史》二卷对毛泽东的评价，就完全遵循《决议》。二卷明确了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失误、缺点和错误，毛泽东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无疑要负主要责任，中共作为一个领导集体，也负有集体责任。“但不能完全归罪于毛泽东一个人，更不能将这些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在石仲泉看来，二卷用大量的材料来说明，毛泽东一方面非常注意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另一方面到了晚年，即1957年下半年后，他不仅对许多问题没能作出正确分析，而且在“文革”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

　　“成就写够，错误写透”

　　在《党史》二卷的编写过程中，张启华提出要“成就写够，错误写透，评价公正”。她表示，这一时期，我们党在工作上、指导思想上犯过错误，有些是严重错误。“这就是邓小平说的，我们搞了20年‘左’，指的是在1957年‘反右’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期所犯的‘左’倾错误。研究这段党史回避不了犯错误这个问题。”

　　对党犯过的错误，《党史》二卷没有回避。比如，对“大跃进”，就用了专章多节篇幅来认真论述。石仲泉向记者介绍说，第十四章第二节明确指出，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困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未曾有过的”。

　　“当时大炼钢铁，动员9000万人上山、砍树、烧高炉、生产钢铁，废旧率高，造成农田荒废，粮食减产。‘多、快、好、省’，表达了人民的良好愿望，但只重视‘快’，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这一节披露的很多数据，都是有关权威部门提供的，并经过了反复核实，是完全可靠的。我认为，对于‘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破坏，以及三年困难时期的巨大损失，能写到这种程度，充分说明编者们是对党、对人民负责任的。”石仲泉说。

　　对“文化大革命”，《党史》二卷也着重笔墨叙写。何虎生告诉记者：“二卷第三编是专门写‘文革’的，有9章28节，光这一部分就200多页，占全书的1/5，是目前出版的党史通史权威著作中最翔实的。”

　　但也要客观看待这一时期取得的成就。张启华强调，不能因为犯了错误，就不愿多写成就。否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这一点，在对“文革”的评价中也体现了出来。石仲泉介绍说：“对发动‘文革’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踢开党委闹革命’，要使‘天下大乱’等做法，毫无疑问要彻底否定。但要分清‘文革’运动和作为时间概念的‘文革’10年。‘文革’10年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在国防科技和外交工作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如‘两弹一星’、杂交水稻等成绩，是需要肯定的。不应该把‘文革’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同这10年的整个历史完全等同起来，更不应该同这期间全党、全国人民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和努力完全等同起来。”

　　“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丝毫没有理由觉得这段犯了错误的历史羞于见人，更不应该因为这些失误而否定我们党从新中国成立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全部历史。”张启华说。

　　链接>>>>几代党史研究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是党中央直属事业单位，是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部门。30年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怎样认识和对待党史的问题，也包括对党史的一些混乱状况拨乱反正的问题。所以，中央成立了一个党史委员会，同时成立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两个工作机构。1988年7月，两个工作机构合并成为新的中央党史研究室。

　　党史研究室的职能主要包括党史研究、党史学习教育、党史宣传、党史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纪念活动、党史资料征编、党史咨询，还参与党史遗址保护和相关场馆建设、党史题材作品著作的组织或出版，以及红色旅游等项工作。

　　党史研究室的第一任主任是胡乔木。此后历经了胡绳、孙英、李景田和欧阳淞4任主任。《党史》二卷就是在后4任主任的领导下“接力”完成的。他们研究这段历史都有各自的特点，胡绳是党史大家，是从“拨乱反正”的角度来分析的，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既有历史深度又有理论高度；孙英主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继续修订；李景田则尽量做到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把握全貌；现任欧阳淞在继承前任优点的基础上，对党史的把握更加公正和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