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延修口述：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杨延修，1911年1月生，江苏泰州人。1932年“一二八”抗战结束后，与卢绪章、张平等建立“兰社”，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为资助职业青年进步团体筹集活动经费，又与卢绪章、张平、田鸣皋、郑栋林等合资创办“广大华行”。1940年“广大华行”改为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特殊秘密的经济联络机构，由周恩来副主席亲自领导，杨延修任副总经理。1949年4月，参加上海接管工作。曾任上海市军管会工商处副处长，市工商局局长、党组书记，市商业二局局长、党组书记。
口述：杨延修 采访：曹力奋 年士萍 整理：年士萍
回忆起解放前夕参加接管上海旧社会局和接管后开展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总觉得仿佛就在昨天，让我终身难以忘怀。由于党的方针政策正确，指导思想明确，注意发挥统一战线法宝的威力，工作中充分依靠工人阶级，接管工作和上海经济的恢复得以顺利地进行。
充分做好接管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迎接全国解放，完整而有序地做好大城市的接管工作，已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鉴于上海的情况错综复杂，做好接管工作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党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地下党的领导机构——上海局经过反复研究，并吸取了洛阳、沈阳、平津等城市接管工作的经验，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从思想、组织、物质上都作了充分的准备。
1948年底，在党中央统一部署下，华东局、上海局通过各种渠道和社会关系，对上海工商界主要情况、官僚资本情况以及各界代表人物等进行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材料，制订了接管工作规则，为顺利接管上海准备了可靠的依据。同时，我党干部以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精神和《约法八章》为思想武器，根据不同对象，分别采取走访、个别交谈和聚餐会等方式，公开或迂回地在上海中上层人士中开展了大量具有针对性的宣传和积极争取工作，稳定了他们的思想情绪。上海地下党和工会还组织工人进行护厂斗争，尽量保证工厂设备资财的完整无损。
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地下党机关组织在香港的党员干部和民主人士，有组织、有计划地分四批坐船北上解放区。1948年广大华行先派卢绪章、龚饮冰、王一知离港去华北，又派吴雪之、李在耘、程恩树回上海进行调研和准备，张平、舒自清等同志仍留在香港主持华润公司工作。1949年3月14日，我乘坐华润公司“东方号”轮秘密离开香港，途径天津，而后南下参与我国最大的工商城市——上海的接管工作。
我当时分配在上海市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工商处，处长是石英同志，副处长是王纪华和我。工商处参加接管上海的干部，主要来自根据地、上海当地以及北平、香港等几个地区，有黄大明、刘益洲、方行、金瓯卜、曹宝贞、邝日安、肖子冈、范秉彝、高云樵等同志。早在1948年底，上海地下党就选派了一些干部，分赴香港和革命老区进行培训。平津解放后，上海、香港两地党组织的一些负责干部又汇集北京参加学习。我们广大华行被陆续调去的有程恩树、朱祖贤、钱乃正、李在耘、张先成等同志。大家首先学习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文件，从思想上明确党的工作重点已由农村转向城市，要紧紧抓住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个中心环节，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1949年4月中旬，我们还赶到天津，参加了由刘少奇同志主持的有关接管沿海大城市的工作部署。主要内容是学习宣传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方针，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及资本家的前途问题，并对恢复生产、处理劳资关系以及加强市场管理等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我们还参观学习了天津的具体接管工作。4月20日我们随军南下，在丹阳集训了一个多月。那时我们经常在晚上到三野司令部参加会议。除通报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陈毅同志和其他军政首长还对我们进行有关城市政策和策略的教育，布置接管上海的任务，并请人介绍上海的社会经济、风俗习惯和被接管单位的情况和特点等，从思想、组织和物质上充分做好接管的各项准备工作。
积极应对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
1949年5月26日清晨，我随着接管的队伍冒着蒙蒙细雨从丹阳坐火车到上海附近的南翔，然后换乘吉普车开进市内。沿途看到担架队抬着伤病员频繁来往，路面被国民党飞机炸得坑坑洼洼，凹凸不平，行进艰难。当夜住进了党的联络点金门饭店(现为金门大酒店)。我们的干部和勤杂人员乘坐的军用卡车，在开进市区时，司机误进入闸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队阻击，幸好及时在四川路桥堍躲避，才免受损伤。第二天早晨，雨还在淅沥淅沥地下个不停。我走出饭店，看见睡在南京路街沿上的解放军战士，他们为了不扰民，披着油布沿街露宿，有的已经浑身湿透。马路上不时有解放军的军车开来，威武的部队指战员押着一批批垂头丧气的俘虏从马路上经过。
那天早上刚刚解放，兵荒马乱，情况十分混乱。发现来自外地的十多位同志，从前一天就没有吃上饭。我赶快让广大华行分设在广东路的广大药房两位伙计，踏着黄鱼车买了热气腾腾的大饼油条招待他们。广大华行的职工们得知他们和蔼可亲的大老板竟是中共地下党员，还穿着军装，带了警卫，成了军管会的“接管大员”，他们又惊又喜。有人恍然大悟地说：“怪不得他人那么好呢。”职工们深深表示敬意。由此还让我联想起1979年上海首次组团访问香港，同老朋友“世界船王”包玉刚碰面的喜剧性场面。包在家宴时第一个站起来向我敬酒，说“延修兄，过去我长期与你们合作做生意，那时候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员，那我就要吓死了”。包的这番话顿时引起在座宾客的哄堂大笑。
刚解放的上海，所面临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当时由于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影响，人民群众尤其是工商界人士存在恐惧、怀疑、观望等思想，情况十分复杂。甚至在解放后的十个月中，长期形成的大量投机资本，不断在金融、商品市场上兴风作浪，破坏社会经济秩序，掀起了四次大规模的物价飞涨。首先是1949年6月抵制人民币进入市场的金融斗争，6、7月是“两白一黑”(指粮食、棉花、煤)暴涨，接着是由纱布带头的“十月涨风”以及1950年初的“春节抢购风”。而此时，国民党反攻大陆之心不死，敌人海上封锁、空中轰炸，工厂商店亏损、倒闭，市场萧条，经济萎缩，一时谣言四起。“二六”轰炸前后，国民党还扬言“中秋节要回上海吃月饼”，“春节要来吃年夜饭”。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试图从经济上挤垮新生政权的美梦，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1949年10月，华东局与上海市委决定成立市工商局，许涤新任第一任局长，蔡北华和我任副局长。任务就是整顿市场、平抑物价、打击投机资本，清理敌产，企业重新登记，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经营等。
由于国民党溃逃时劫掠了大批金、银、物资，使上海经济濒临崩溃，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特别是生活资料和工业原料十分匮乏。当时，上海500万人口，煤只有三天的量，不得不采取“军车让煤车”来保证。而存粮还不到1亿斤，投机商看到粮食紧张，就大量囤积，米价狂涨。据统计，从1949年10月上旬到11月25日的40多天里，米价上涨了3.2倍。当时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的工商局和劳动局，每天早晨门口都排着两条长龙，一边是工人反映劳资纠纷，工厂发不出工资，要求救济的；一边是资本家反映原料缺乏，资金困难，要求贷款和收购成品的队伍。为此，工商局、劳动局和总工会专门成立一个小组，协调劳资关系。
坚决贯彻团结、教育、改造方针
解放初，上海是个着有16.3万户工商企业，职工超过100万人的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私营企业所占比例很大。因此，对私营工商业的调整和改组是举足轻重的一件大事。我们在接管的同时，就着手对工商界组织、市场、工商业结构等进行了改组、改造工作。
对工商界的工作，我们党坚持贯彻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重在宣传政策，消除疑虑，稳定思想，并动员和组织他们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为了顺利完成任务，上海市委还指派我们召集工商界名人胡厥文、刘鸿生、荣毅仁、刘靖基等开会，商讨整顿私营工商业的办法。1949年7、8月间，我们与工商界协商，首先着手改组旧市商会和旧工业会，由盛丕华、胡厥文、陈巳生、胡子婴等负责筹备工作。8月20日成立了统一的工商业领导机构——上海工商联合会筹委会。采取民主协商、同业座谈等方式改组了同业公会，推动工商界接受国营经济领导。后来在推销公债、劳资协商、民主评税、团结工商界恢复生产中起了良好的作用。我们与荣毅仁一直有着密切的关系。解放初期，他代表申新纺织公司经常到市工商局，要求协助解决资金困难、原料短缺、劳资关系紧张等问题，有时就在我们机关食堂排队买饭菜。后来他擢生要职，与我们见面时，回忆当初情景还津津乐道。“文革”结束后，我们市民建、工商联代表赴京出席中央会议，荣毅仁身为国家副主席，每次都在家里宴请我们，席间总是不忘在上海时期合作共事的美好回忆，令人倍感亲切。
与此同时，为了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内外交流、城乡互助”方针，我们根据中央收购土特产工作和华东贸易会议精神，1951年3月开始，经过积极筹备，选址于市中心原跑马厅(现人民公园和人民广场)，于6月成功地举办了规模空前为期两个月的上海市土产展览交流会，分设城乡交流、食品、手工业品、水果蔬菜、药材、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日用品等16个展馆，产品约1万多种，观众达300万人次。通过交流，先后向各地收购大量土特产，打开了产品销路，扩大了市场。对当时粉碎敌人经济封锁，促进商品交流，繁荣城乡经济，稳定市场供应，增加国家税收等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并进一步调动和激发了广大市民和工商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积极性和爱国热忱。此外，我们还加强了对市场的管理，着手改革旧的交易制度，废除各种陈规陋习，逐步建立新的市场秩序，并制订颁布了有关政策和法规。
在调整工商业和经济改组方面，国家从经济上对私营工商业进行大力扶助。为了尽快恢复经济，上海解放后的第5天就采取了各种措施，如收购成品、代织代染、以纱易布、以丝易绸、以麦易粉等，帮助克服困难，还从全国各地组织原料。为解决私营工商企业资金周转问题，国家银行给予贷款，对私营工商业倾力扶助。这些措施既对团结工商业人士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又激发了他们与政府协力恢复经济的积极性。同时政府运用物质和行政手段这两手，通过发展国营商业和打击投机稳定市场。以平抑米价为例，“二六”轰炸前后，上海一个月内在重要地段和居民区开出了50多家国营零售粮店，这些店经营作风好，买卖公平，不掺杂。还从全国各地调来大量粮食，充分供应。居民不再担心买不到米，猖獗一时的投机活动迅即收敛，米市随之稳定。随后，我们工商局又相继成立了百货、土产、煤业、粮食、油脂、医药、交电和粮食零售等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九大国营公司，使国营业在市场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彻底控制了市场。接管初，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十分繁忙，不仅要频繁地接触工商界人士，协调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而且每天晚上要参加市委、市政府召开的各部门领导干部联席会议，汇报工作，听取指示，讨论研究各种复杂问题。那时，我们每天只能在地板上睡几个小时，有时干脆通宵不眠。时间太晚大灶的饭没有了，就只好凑合到第二天，生活条件相当艰苦。
回忆当年的接管工作，无论接管的对象还是接管的环境都十分复杂，接管的任务极其繁重，我们的人手少又缺乏经验。但在党中央和上海市委的领导下，我们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的作用，冲破了种种阻力，困难很快得到了克服，工作进展比预期的要快。我们不仅取得了经济战线的全面胜利，还充分调动了广大工商界人士为恢复国民经济的积极性，为他们以主人翁姿态投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以及后来参加社会主义改造等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