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兆源：接管大上海教育界工作的回忆

　　龚兆源，1919年生，江苏昆山人。1939年起先后就学于上海之江大学化学系、沪江大学教育系，参加抗日救亡学生运动，194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因暴露撤退至昆山，开辟外县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学委男中区委书记、男中委员会书记。1948年8月转任教委委员，1949年初任上海局所属教育机构接管准备委员会书记。上海解放后，历任嵩山、卢湾区委书记，上海石化总厂指挥、党委书记，市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党组第一副书记等职。

　　口述：龚兆源 采访整理：年士萍

　　我在之江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初，组织上通知我撤退离开上海，我就到老家昆山工作一段时间，到抗战胜利后再回到上海。1948年下半年，我从地下党的学委系统调到教委系统。那时教委共有五人组成。书记是马飞海，委员有方明、陈育辛、刘祖荣和我。五人的分工是，马飞海和我联系中学的地下党组织；方明负责上层和群众团体、陈育辛联系市立小学的党组织；刘祖荣联系私立小学的党组织。现在，五个人中健在的只有我和马飞海了。

　　随着形势的发展，1949年初，地下党的工作要为迎接解放军入城、配合上海解放做准备，因此，党的组织系统作了调整，由条条变为块块，即由原来按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教师运动、职业界运动等按产业建立党委，变为按地区建立党委。全市20个区建区委并成立了沪东、沪西、沪南、沪北、沪中等几个大区委。马飞海、陈育辛和我都转到沪南区委。沪南区委包括蓬莱、邑庙、嵩山、卢湾、徐汇等几个区属的范围，马飞海为沪南区委书记。

　　根据形势的变化，上海地下党决定立即成立接管系统，各界都有负责接管工作的同志。这样，我从沪南区委调出来，负责教育系统的接管工作。

　　1949年2月，正式成立了教育界接管准备党组织。上海地下市委由张承宗领导接管系统，我任教育界接管准备委员会书记，成员有张漱芳、杨学敏、冯援、董思林、唐元豫。张漱芳负责私立中学，杨学敏负责市立中学，冯援负责民校，董思林负责市立小学，唐元豫负责教育局机关。现在，接管委员会五人中健在的只有我和张漱芳。我们还从各区调来了一批党员做接管工作，同时，又发展了一批党员。到上海解放时，教育界准备接管系统的党员共有一百多人。

　　教育系统接管准备工作时间不长，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一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收集资料，依靠各单位党员和积极分子，按单位建立档案。主要内容为单位的基本情况，特别是人事情况。二是根据形势的发展不断教育群众，扩大积极分子队伍，壮大接管的依靠力量。三是发动群众护校，防止敌人破坏，保护人民财产，迎接解放。

　　我们准备接管的重点是市立中学、市立小学、教育机关。因为当时市立中学党的力量较薄弱，建立接管党组织后，首要的任务是抽调私立中学的党员设法打入到市立中学去。在解放前夕一批党员进入了敬业中学、育才中学、格致中学、缉槼中学、市一女中、市西中学、复兴中学、洋泾中学、高桥中学等市立中学，大部分市立中学都有了党的力量。

　　上海解放当天，上海地下市委就将接管组集中开会，部署了接管工作。第二天，马飞海来找我，要我迅速找戴白韬和舒文。我带了资料到淮海路、黄陂路教育局。将我们所做准备工作总的情况介绍后，解放区进城的舒文等同志表示满意和赞扬。接着，我们按部门对口汇报交流，共同商讨每个单位的接管方针和步骤。中学方面负责人杨学敏、张漱芳同市教育局中教处杭苇对口，小学负责人董思林同市教育局初教处洪林对口，民校负责人冯援同市教育局社教处对口。

　　我进教育局一个星期后调出来，参加解放后新成立的教委，办公地点设在太原路87号。书记马飞海、副书记方明，委员陈育辛、毕玲和我。我负责组织工作，登记地下党员、积极分子等。到了秋天，教委撤销，留下一部分人成立教师工会，工会主席方明。我到嵩山区委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毕玲到常熟区委后任区委副书记，陈育辛任蓬莱区委书记，马飞海任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

　　那时刚解放，推翻了三座大山，心情特别激动，同志们干劲都很大。但也有许多新的问题，如，解放区的同志如何与地下党的同志加强相互了解、团结协作，这是解放初很重要的一课。陈毅同志对此有充分的估计，在会师大会上进行了会师教育。另外还有重要的一课是对广大知识分子进行系统的教育，即对知识分子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国内、国际形势以及党的方针政策的教育，那时请有关领导和知名人士向教师们上大课，进行小组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接下来是进行阶级教育，讨论是工人养活老板还是老板养活工人等问题。总之，解放前夕所做的材料准备、干部准备和群众工作，都为解放后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