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余秋雨事件”
实事求是地说，质询余秋雨“文革”问题的人对于余秋雨这段历史在细节的真实上把握得并不是那么准确，比如石一歌问题。于是余秋雨大胆地声明：“我现在发出悬赏：有人如能指出我用‘石一歌’的笔名写过一句有他们指控问题的文章，只要一句，我就支付全年薪金作为奖励。”这是在运用别人事实方面的小漏洞来推翻自己的大问题，转移问题的实质，回避问题的根本，说到底，是一种低能的狡辩。用别的笔名写的呢？用别的笔名写的就不算了吗？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写，而不在于用什么笔名。这是智商正常的人都能明了的常理。
已经做过结论的错误，余秋雨居然还在口口声声不承认，理由究竟何在呢？虽然他没有直说，但替他说白了无非就是：一，不是他错了，是时代错了，是路线错了，是上面错了，而他只是受上面的领导。——全部责任往时代身上一推了之。个体对于历史的责任就这样被釜底抽薪地逃避掉了，可是，历史和时代难道不是由一个个的个体构成的吗？抽掉这些个体，历史和时代终将成为一个什么都不能负载的空壳。二，既然大家都错了，那干嘛还要追究我个人的错？——法不责众的心理在这里得到了看似合理的运用，可是，大家都错就不是错了吗？
许多文化人在“文革”中的表现，体现了知识分子在权力面前常见的媚态，是知识分子与政治和权力关系的一个缩影。知识分子泛泛而言无一例外地会标榜自己的民主主义立场，但是，当真正被推到政治舞台上去的时候，就不仅自觉的独立不倚做不到，连自然的疏离都做不到了。封建士大夫的功利心和庙堂意识相结合，取代了知识分子为民立言的民主主义立场，使之最终沦为帮闲或帮凶。
中国人习惯于区分好人坏人，我原来也觉得余秋雨不过是一个做过尴尬事的好人而已。后来再看，好人坏人的界定不仅困难而且毫无意义。一个人可以有狐狸的狡猾同时又有释迦牟尼的心，憨厚的狡猾和真诚的做作以及聪明的善良虽然比虚伪还要虚伪，但看起来却比真诚还像真诚。所以，人的好坏没法区分，我们只能就事论事，就算一个人已经死了，说“盖棺论定”都不如说“盖棺事定”来得科学和准确呢。笼统地说来，余秋雨这个人有文人的酸腐矫情但无伤大雅，有小男人的狡猾好面子但没有大男人的阴狠歹毒，是一个适合点缀升平的表现派而不是一个鲁迅式的斗士。他的脆弱敏感而常常又过份的反弹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襟怀不够坦荡，所以很小的一件事就让他看得很重，就使他走了麦城。
正是面对批评的孱弱使余秋雨把指向自身的批评放大了，这件事本来不至于影响他的形象，但这样一来却真正暴露了他的问题。余秋雨的“文革”问题并不比他在这一事件中所体现出来的心态问题更加典型和深刻，他的软肋与其说是“文革”问题，不如说是面对“文革”问题的那种人格和心态。即便没有一份应有的雅量，如果能够皮实一点，余秋雨也不至于此。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成为名人，便无法逃脱被解剖的命运，而且这种被解剖常常会切中肯綮。知识分子看同类一向如同看自己一样明白，因为几乎都是通病。在批余的过程当中，不少人也暴露了自己的丑陋。
没有人可以不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可余秋雨一直没有为自己的“文革’问题付出过代价，连内心的代价都没有，所以历史地辨证地来看，他最终补上这一回也算应该。而别人之所以拿他的“文革”问题说事，就是因为他太聪明太游刃有余了，一直没有受过伤，一直没有付出过代价，这比“文革”中伤过人而后自己也被伤得不轻的人还让人过不去。不必感叹人性的不完善，人性永远是丑陋的，自己也不尽美丽。也不必怨恨上天的不公平，这恰恰是公平的，这很符合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使人看到了某种类似于天道的东西。所谓天道，也许本来就是摆平人心的那种神秘的制衡力量吧？余秋雨现在稍微有点不舒服，那就对了，你已经舒服了那么久，让别人舒服一下也是应该的。这就是社会，这就是人性，自有它的制衡的天性。
《论语》中有一句话：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余秋雨并非大鳄，围绕余秋雨的纷扰应该结束了。虽然人和文都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作家、学者，主要还是应该靠文章来站住脚的。而对于读者和批评者来说，重要的不是鸡，而是鸡蛋，离开他的文去谈论他的人对于大家有什么意义呢？青年批评家张闳说得好，纠缠于余秋雨在“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只能抹杀“余秋雨批判”这一文化行动的真实意义。
对于余秋雨来说，明智之举就是闭口，尤其在情绪比较激动的情况下。在宣布“彻底告别中国文化界”时，余秋雨说了一段非常抒情的告别辞：我想很多年以后，大家终究会知道余秋雨这个不得不被十年骂声驱逐的人，是个非常善良的人，是个从来没做过坏事的人，一个从来没有伤害过人、招惹过人的人，一个在荒漠地区拼命行走的人。这段话颇有点英雄末路、悲怆谢幕的味道，余秋雨显然在以自己的退出向戕害和扼杀他的文化界提出抗议。但是，真的不如不说。好不好要靠别人来说，自己说好不算好。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余秋雨之所以这么说，就是要为自己的封笔做一个注脚。可是，封笔还要宣布吗？你不写自然就封了。这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不仅画蛇添足，而且凸显了自己退出的尴尬和无奈。可是，退出文化界的话音刚落，又传出他担任大专辩论赛评委的消息，先前那些话全变成送给自己的耳光了。看来还是恋恋红尘呀。树能静吗？风会止吗？我们只有拭目以待了。
后记：我是一个看电视不多的人，但在写完这篇文章后不长的时间里，便两次在电视上看到了余秋雨的身影。一次是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一次是陕西电视台的《开坛》。这算什么？梅艳芳式的巡回告别演出？可跟“百变天后”梅艳芳不同，你余秋雨还会好好地活下去，干吗这么急不可耐？越来越流露出小男人的本质：聪明而不大气。聪明必须在某种胸襟大气的统驭下方能为个人增色，否则只能沦为令人厌恶的小聪明，多不如少，有不如无。
一个痛斥媒体误己伤己的人，却频频与媒体有约，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希望有一家媒体是彻底爱护他的，怜惜他的，不触及他的痛处，让他好好地撒一把娇。可是，几乎所有媒体都不会回避他面对批评的态度问题。比如在《开坛》节目里，主持人问他面对批评是否有足够的自信时，他的脸是红了又亮，似哭似笑的一个模样，实在尴尬得可怜可叹，作秀的结果是越作越不“秀”了。余秋雨越撇清，越把自己的气度问题暴露给大家了，本来没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也注意到了，这是典型的出卖自己的行为。再这样下去，真不知他想把自己弄成什么模样。要知道，心口的痛是骂你的那些人，你再怎么在媒体上树形象，还是改变不了这些人对你的态度，只能徒增腻歪；而无关的公众再怎么同情你，也浇不透你的胸中块垒，何必呢？在《鲁豫有约》中，余秋雨说过一段话，意思是，马兰的父母看到秋雨这孩子在“文革”当中受了那么多的苦，现在却被这样对待，很难过……自怜得差点又哭了。你看，撒娇的毛病改不了了。可是，马兰的父母是疼爱你怜惜你的岳父岳母，这样的娇在他们面前当然可以撒，但别人与你没有这种关系，撒这样的娇有什么意思呢？快奔花甲的人了，还分不清哪些话是应该藏在家里说的、哪些话是可以出门说的吗？
余秋雨是不会舍得避开媒体关注和走出公众视界的，他与媒体之间的爱恨情仇将会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