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春:自觉担当起打造大国传播的历史责任

 

2.让中国话语引领国际舆论议程。 中国崛起标志着一种新的文明模式的崛起,也应该并且必然带来一个独立的政治话语的崛起。我们要增强“话语自觉”,彻底终结发展中世界“无法表述自己”,而“必须被别人表述”的历史。作为正在改变世界的新角色,崛起的中国不仅有能力表述自己,而且必将以新的时代话语引领走向未来的世界话语。事实上,从“中国道路”到“中国模式”,从“一带一路”到“命运共同体”,一系列带有鲜明中国印记的概念已经成为世界流行的新语汇。中华文明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未中断的伟大文明,有着厚德载物、汇通天下的历史文化基因。走过一百多年中西交流交融的历史经历,我们有能力构建属于自己又被世界认同的独立话语体系。用源于中国、属于世界的概念、范畴和话语来表述和阐释中国;用体现中国视角、对接世界认知的概念、范畴和话语来分析和讲述世界。既从中国现实出发构建阐释中国历史的中国叙事,又以中国立场描绘当代中国眼中的世界映像。中国实践已经走到了世界发展的前沿,中国问题势必不断走上世界发展议程,国际传播所要做的就是,让中国话语跟上中国存在的历史脚步,成为世界舆论的主导性叙述。

三、在创新实践中,创新理论

面对“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我国新闻媒体国际传播能力还不够强,声音总体偏小偏弱,这与我国的现实国情与国际地位很不相称。走向大国传播,我们必须胸怀大志,以更加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在更高的水平上推进国际传播建设,扭转“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被动局面,并在大力增强国际传播能力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体系。

1.增强实践创新自觉。 第一,增强复兴大国的历史自觉。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发展变化中把握国际传播的时代方位和目标定位。把加强国家战略传播作为实施大国崛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国际舆论环境、对象、方式的演变,提高前瞻性、预见性、战略性议程设置水平,让更高明的议题设置成为影响国际社会舆论的重要变量。第二,推进国际传播的时代化呈现。牢牢抓住互联网为我们实现国际传播跨越式发展提供的历史机遇,深入研究“大数据时代”“新媒体时代”传播规律,既坚持“内容为王”,又强化“互联网思维”,用好高科技新工具,实现国际传播的多媒体表达、可视化呈现、数据化解析、互动式传播,推动报道方式的创新和飞跃。第三,实现对外报道的国际化表达。在坚持“以我为主”“于我有利”同时,多体现中国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和担当,多反映中国与世界的利益交集、情感共鸣、交流公约,多贴近境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和语言习惯,把“我们想说的”同“外界想听的”更好地结合起来,推动以“中国智慧”突破世界发展困局,以“中国方案”破解全球治理难题,让“中国声音”促进人类文明和谐,让“中国贡献”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在增强国际话语权的过程中实现国家影响力的大力提升。

2.增强理论创新自觉。 相对于国际传播的实践,我们的传播理论建设更显滞后。这不仅使我们的传播实践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指引,而且面对西方的指责、攻击和诋毁,我们也缺乏强有力的理论回应。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不仅呼唤与之相应的大国传播,也要求我们加快构建适应时代要求的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体系。第一,增强理论自信。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根本的思想武器,以博大精深、海纳百川的中华文化为精神滋养,从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实际出发,吸纳人类文明特别是传播文化的一切有益成果,提出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第二,坚持问题导向。从“中国应该构建怎样的传播理论”、“世界应建立怎样的舆论秩序”、“人类社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国际传播”等问题出发,围绕国际传播中的国家利益和共同体意识、民族精神和共同价值等重大问题,特别是针对“新闻自由”等西方传播理论的核心概念,进行系统科学的论述,作出有力有效的回应。第三,构建科学范式。增强国际传播能力,核心在于形成具有影响力的话语体系。这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独特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和现代化实践,为催生中国话语提供了现实可能。我们要增强理论自觉,在大力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中,不断构建起科学阐释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社会科学现代范式,在学理上赋予中国概念和中国范畴更多的普适意义,在学术上克服与外界的交流障碍,在创新理论中增强知识生产能力。第四,形成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已经取得明显成就,确立起了比较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但还不能说我们真正有自己的传播理论。作为在西方特定历史语境中诞生的一门社会科学学科,传播学怎样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大国传播实践,我们又怎样在借鉴中形成自己的传播理论,而不是满足于用“中文版”的西方传播理论来研究问题、指导实践、进行教学,这是一个重大而艰巨的理论创新课题。

四、在增强“硬实力”中,体现“软实力”

大国传播的力量应该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综合体现。一方面,要做到“声音的到达”,就是确保所传播信息抵达目标地点和预期方向,让自己的声音不加损耗、不失真地传递到世界上去。另一方面,要获得“价值的认同”,就是实现从“信息传播”到“价值传播”的飞跃,获得更高层次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无疑,相对于“硬实力”的持续加强,我们在“软实力”建设上面临更加繁重的任务。

1.抓住机遇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面对国际政治经济发展新格局和传媒信息发展新趋势,首先,要抓住和用好“中国崛起的相对优势”,努力确立能够与西方传媒抗衡的“硬实力格局”。新世纪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进一步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以G20成为新的全球治理平台为标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力量对比此消彼长明显,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走向深化。从英国到美国,历史上的传播强国首先都是傲视群雄的世界强国。全球力量中心的转移,必然导致世界话语中心的转移。长期以来,改变不合理国际舆论秩序的呼声始终存在,多极世界需要与之适应的国际传播秩序。事实上,从“半岛”到“今日俄罗斯”,“非西方传媒”的崛起正在悄然改变西方媒体主导国际舆论信息传播的历史格局。我们要发挥好日益强大并不断凸显的资金和技术实力优势,为构建大国传播不断夯实物质基础,在建设遍布全球的信息采集和传播网络中大力提升中国媒体在世界上的“能见度”,让中国声音渗透世界。同时,要抓住和用好“互联网崛起的比较优势”,从“赶跑”、“跟跑”、“并跑”走向“领跑”。要突破西方在报刊、广播、电视等传媒领域的垄断性优势,不是短期可以实现的目标。但互联网信息传播的迅猛发展,既为国际传播发展开创了新空间,也意味着国际传媒竞争的一次重新起跑,为我们提供了历史上第一次与西方传媒在同一起跑线上展开竞争的机会。正如中国互联网经济在某些方面比发达国家拥有更大优势,中国完全可能以网络新媒体传播为突破口,动摇西方传媒的垄断地位,进而打破“西强我弱”格局。

2.明确目标大力提升“共振共鸣共识”。 民族复兴最终体现为文明复兴,国际传播必然也是文化传播。话语体系荷载着特定的文化观念,最强劲的话语力量的背后是思想和价值。除了在叙述和呈现上诉诸感官和情感的冲击力、亲和力、感染力,真正强大的传播需要有道义感召力、思想穿透力、文化融通力。从这个角度看,打造大国传播与建设文化强国和思想大国就是同一个命题。季羡林先生在20世纪末曾作这样的展望:30年河东,30年河西,到21世纪,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领导全世界。而早在上世纪7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和日本文明学者池田大作在《展望21世纪——汤因比池田大作对话录》中就确信,“要让世界统一,要具有世界主义思想……。在这一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作者马丁·雅克进而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是一场“文明的崛起”。如果说英国在19世纪是“海上霸王”,美国在20世纪是“空中和经济霸王”,那么,中国在21世纪可以成为“文明的霸王”。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发生在人类文明发展面临转折的时代背景之下。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时代化演绎和国际化表述,使之成为当代世界的主流价值认同,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加强国际传播力建设的过程中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则是打造大国传播的更高境界。(周树春 新华社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