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伪科学“地震云”在华肆虐四十周年

  • 短史记  
  
 
图:百度百科这一产品上线10年后,终于接受学术界意见,修正了“地震云”词条

  文| 谌旭彬

  九寨沟地震后,部分学者和媒体努力想要普及一个常识——“地震云”是伪科学。这些科普文章,无一例外收获了大量的质疑与谩骂。

  唯一略有成绩者,是百度百科的“地震云”词条,由来自气象局、中科院等的多位学者共同努力,终于在前些天改了过来。该词条首次接受学术界意见,将“地震云”明确定义为“一种被误传为可以提前预测地震的云,目前尚无准确定义,也不被气象专业或地质专业所认可,主要在中国和日本民间流传。”①

  这实在是一次极不容易的进步。因为:“地震云”这一伪科学被引入中国,已整整四十年;学术界的辟谣,也已整整辟了四十年。

  自日本引入

  1977年5月,日本《读卖新闻》刊登真锅大觉(九洲工学院助教)的文章《可从云彩形状预测地震》。这是由日本原奈良市市长键田忠三郎提出的“地震云”概念,首次见诸报端。同年11月20日,《参考消息》刊登了真锅大觉文章的摘要,首次将“地震云”这一日本民间说法引入国内。同年,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吕大炯开始尝试用“地震云”来预报地震。②

  1978年,吕大炯等人在《自然杂志》上刊文《地震云及其成因的探讨》,“认为地震云的确是一种地震前兆”,并举了两个例子:1、1977年11月26日早晨在北京中关村上空观察到“地震云”,次日天津宁河发生5.6级地震;2、1977年12月20日在北京密云水库附近山坡观察到“地震云”,次日日本小笠原群岛发生6.5级地震。③

  中国地震学界从一开始,就难以认同所谓“地震云”的存在。

  比如,1978年,《地震战线》杂志第3期刊文《“妖云”、“前兆虹”和“地震云”》,介绍了键田忠三郎和真锅大觉关于“地震云”的观点。文章也介绍了日本地震学界对“地震云”的基本看法——“这种不科学的预报只能扰乱人心,在社会上引起混乱”(日本地震预知联络会)、“要是作个统计就可了解,云和地震的关系纯属偶然(巧合)”(东京大学教授萩原尊礼)、“地震是发生在远离日本本土,而且又是在海底数百公里深的地方,其前兆不可能在本土上空的大气中有反映”“云和地震之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日本气象厅地震课)。④

  

 
图:“地震云”之说的提出者、前奈良市市长键田忠三郎

  非学术压力

  1979年8月2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吕大炯的文章《建议重视“地震云”观测研究》,该报在当年的发行量,使“地震云”这一概念迅速进入民间,得到普及。同年12月,“地震云”的提出者、原奈良市市长键田忠三郎受邀访华。

  据吕大炯与键田忠三郎、真锅大觉等人合作编著的《地震云》一书披露,访华期间,键田忠三郎及其“地震云理论”得到了许多高层人士的赞许与支持。

  书中记载:

  周培源(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在中科院的欢迎会上发言:“我们支持键田市长所说的地震云。在进一步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为了验证地震云,我们每天在北京景山公园,从一定的位置进行观测并拍摄照片。为了使任何人都能够预测地震,让我们撰写普及地震云知识的书吧。”

  方毅(时任副总理)在大会堂的欢迎会上发言:“我认为地震是一种自然现象:键田市长所说的云是诚实的,云不会说谎,只要出现一定异常的云,就必然会发生地震,对于这一观点我完全赞同。我将马上指示中国国家地震局也要开展研究。我们非常欢迎键田市长进行专门的研究,并与我国的科学工作者共同著书出版。”

  林乎加(时任北京市长)在北京市举办的欢迎会上发言:“键田市长和真锅先生来到中国,传授地震云的知识,对中国来说是非常有益的。……我相信日中共同著书出版一定会取得成功。”

  邓颖超(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接见键田忠三郎时说道:“为了拯救世界人类,请您坚持到底。并且,希望您对中国也给予指导。”⑤

  在上述非学术压力之下,1980年5月,国家地震局召开了一次“‘地震云’专题座谈会”。 与会者包括国家地震局、中央气象局、中国科学院等23个单位的46名学者。会上,极少数人主张将“地震云”作为预报手段全民推广,但遭到绝大多数学者的反对。⑥

  同期,双方还在相关学术刊物上展开论战。如《自然杂志》刊登了“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气象地震组”的文章《“地震云”辨》,从气象学的角度,指出吕大炯等人关于“地震云”的成因的描述,完全不能成立,明确定论:“从目前有关‘地震云’的各种报导来看,是否有‘地震云’还是个疑问,关于它的成因也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论点,因此,我们认为‘地震云’还不能作为预报地震的一种依据。”同期杂志,还刊登了吕大炯的《答〈“地震云”辨〉》,但该文没有解释,何以日本小笠原群岛的地震对应的所谓“地震云”,出现在2600公里以外的北京密云水库附近。⑦

  1981年5~6月间,应国家地震局邀请,日本地震学会代表团一行11人来华作学术访问。期间也讨论了所谓“地震云”的问题。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教授宇津德治明确表示:“那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瞎说,地球内部的活动情况怎么能通过天空反映出来呢?”萩原尊礼教授也明言:“现在美国、中国、日本都有那么一些人在进行联络,想搞点名堂,那是无稽之谈。”⑧

  此次日本地震学会代表团访华,多少消除了一些因1979年“地震云之父”键田忠三郎访华而带给中国地震学界的外部非学术压力。

  

 
图:《自然杂志》刊文《“地震云”辨》,对所谓“地震云”的存在提出质疑

  论战失控

  大体而言,作为伪科学的“地震云”,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很难获得学术界的认同。

  问题在于:论战很快地超出了学术圈,失控了。

  1981年3月23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报道称:日本的键田忠三郎用“地震云”预报地震,成功率高达80%;中国的吕大炯用“地震云”预报地震,成功率更高达86%。1981年到1983年间,《光明日报》也先后四次重点报道了键田忠三郎和吕大炯用所谓“地震云”预报地震所取得的“巨大成功”。⑨

  有《新闻联播》与《光明日报》的报道在前,其他跟进的媒体之多,自可想而知。

  这些报道,让学术界非常头疼。

  中科院学部委员、原物理所所长管惟炎说:

  “院领导是不支持地震云的,那为什么容忍报刊、电视台胡乱宣传呢?本来对地震云有没有道理很好检验,我曾亲自告诉某观云者,让他把地震预报告诉我,他先后给予我4次预报,结果大都报错了。可是报刊宣传说,他预报的绝大多数都正确,这是哪里鉴定的?我们所的学术委员会根本不承认它!”

  中科院学部委员、原物理所副所长洪朝生说:

  “世界上本来每天都爆发大大小小的地震,某观云者看了云彩就说东边或西边有地震,当然偶尔会说对的,其实是胡猜。这怎么能说是科研成果?所里没有人相信他,可是外面宣传得起劲,《人民画报》、电视台这样大肆宣扬,不要闹笑话吗!”⑩

  媒体痛批学术界

  让学术界更头疼的问题,还在后面。

  1975年辽宁海城地震,因频繁破坏性前震的存在,政府得以在大震到来之前通知民众避灾。这一不可复制的经验(绝大多数地震没有这种示警性质的前震),使海城地震在当时的宣传语境里,成了“世界首次成功预报的大地震”。这直接导致国人在次年的唐山大地震惨剧中,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了“地震工作者为何漏报了这次大地震”这一伪问题上(而鲜有人关注唐山建筑物的抗震性能)——对组织民众避灾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地震短、临预报,时至今日,仍是世界地震学界未能攻克的难题。民众对地震工作者的巨大的不信任,遂一直延续到所谓的“地震云”问题之上。[11]

  于是乎,在当时的新闻媒体笔下,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国家地震局等反对“地震云”的学术机构,全部成了“打压科研突破”的反面角色。

  比如:1984年的一篇关于吕大炯的报告文学《一个科技人员的第二条战线》,即将吕“没有实验室,没有科研经费”、在中科院物理所得不到支持的状况,归咎于“物理所所长”“研究地震的权威部门”的恶意打压。

  据此文披露,为对抗学术界的反对意见,吕曾通过关系,经赵朴初致信邓颖超求助,“邓颖超同志圈阅的文件,送到科学院、地震局、物理所”;还曾透过《光明日报》的记者,得到了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批示(该批示有“如情况属实”的前缀);吕将自己的著作赠给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光明日报》又特别刊发了中曾根康弘给吕的回信,营造出一种“人家外国总理都承认(地震云),我们自己还不承认”的错觉;……吕所在的中科院物理所,因此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社会舆论压力——该报告文学用嘲讽的笔调写道:“吕大炯所在研究室的支部书记请示所领导如何表态,回答是:‘要顶住!’多么熟悉的字眼,何等‘英勇’的行为!”其实,今天回头去看中科院物理所当年针对所谓“地震云”的“要顶住”,确实是一种很英勇的行为。[12]

  

 
图:《光明日报》刊文力挺所谓的“地震云”

  电视片《大地震》停播风波

  报告文学的受众毕竟有限——即便连杨沫这样的报告文学名家也出来写文章声援所谓的“地震云”。最让学术界头疼的是,电视片里,他们也被塑造成了“打压学术真理”的反面角色。

  1985年,著名导演、编剧张光照筹备拍摄电视片《大地震》——该片讲述了一位使用所谓“地震云”预测地震的学者“古大河”(原型即吕大炯),如何准确预报地震,又如何被研究所的领导打压。1986年1月底,片子拍完,计划于大年初二晚在浙江电视台首播。电视台将该片作为“改革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进行宣传——此前拍摄的两部《女记者的画外音》、《新闻启示录》都引起轰动,获得了极大成功——播出后将产生何种舆论效果,自不难想象。

  据张光照自己披露,拍摄此片的缘由如下:

  “1985年3月的一天,我刚结束了《经济日报》召开的会议,在北京海淀的一个招待所下榻。已将近晚上11点了,突然来了两位素不相识的客人,说是两位科学家(虽然事过境迁,我仍奉守诺言,暂不披露他们的姓名)。其中一位,是在地震预报科学方面十分有成绩的中年科学家。他们视我如久别的朋友,滔滔不绝地叙述了受压八年的各种经历。最后,他们的结论是,电视剧可以为科学申张正义。……他们说,已先后有三家最大的报社和电视台通过内参和报道反映过这些情况,甚至中央几位领导也专门对此作过批示,可是,事态仍在继续发展。于是,他们在看完《新闻启示录》以后,则决定寄希望于这种拥有巨大传播力量的电视艺术。”[13]

  这部想要为所谓的“地震云”正名、“为科学申张正义”的电视片,最终没有能够播出。原因是遭到了科学界的阻击。

  据张光照披露,审片过程中,浙江省地震局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认为剧中“古大河”的预测地震的手段“地震云”学说“在我国地震预报科学界目前站不住脚”。为求过审,浙江台遂在片首增加字幕“地震云学说尚有争议,本片无意对此作出定论”,但广播电影电视部仍打来加急电话指示停播,理由是:“经国家地震局审看后,就科学技术的依据而言,(《大地震》)存在许多不妥之处,播放后会引起观众对地震预报产生不必要的误解,造成不良的社会效果。”[14]

  这场禁播,最终演变成了电视片制作组(主要是张光照)与地震学界(主要是国家地震局)的一场论战。

  先是张光照在媒体上公开刊文,痛责“国家地震局某些同志”对待艺术缺乏“胸襟与大度”。强调“《大》剧不是地震预报科教片。浙江电视台不是浙江地震预报台。国家地震局地震预报理论与电视剧《大地震》之间没有任何隶属关系”。甚至叫板科学界:“如果国家地震局能义正辞严地宣布,《大》剧里提到的学说纯属伪科学,并且言之有据,老实说,我们认了!可是,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结论!”[15]

  随后,国家地震局也致函同一媒体,强调出席《大地震》审片会的学者,“有国家地震局、国家气象局、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地球物理所等单位的专家、教授30多人”,与会者“一致认为,不论是科学性,还是社会效益,这部电视剧的主题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因此不能公演。”且明确回应了张光照的叫板,引用日本学术界的意见,将所谓的“地震云”学说定性为“胡说八道”,强调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地震预报不过关”。

  文章还痛责了媒体的不负责任:

  “一个不曾得到科学鉴定的自然科学学说,仅凭着政治家甚至是外国政治家的支持,凭借个人的活动能量,凭借新闻界、文艺界的路子,便能在全国性大报上连篇累牍地登载颂扬文章;有关物理问题不听取物理学专家的意见,地震学问题不听取地震学专家的意见,气象问题不听取气象学专家的意见,却企求靠政治家支持和宣传工具的捧场立足,这岂非咄咄怪事!”[16]

  对电视片《大地震》的阻击,可以视为所谓的“地震云”被中国学术界公开否定的标志性事件——1986年11月11日,钱学森针对某次会议“论文摘要集内好像没有涉及到地震云”一事表达了不满。这可算学术界的一种例外。

  可惜的是,这种否定,无法遏制“地震云”这一伪科学依赖《新闻联播》、《光明日报》等权威媒体,迅速向民间普及;也无法遏制“地震云”进入中小学校的自然、地理、科学教材——自80年代以来,中小学校长期热衷于组织学生开展所谓的“地震云观测活动”,无数学生在巧合所致的“预报成功”中,对所谓的“地震云”的存在深信不疑。

  以上回顾,权且作为伪科学“地震云”在华肆虐40周年的一点沉痛反思。

  

 
图:2000年前后,北京的一些学校仍在组织学生观测所谓的“地震云”。图中文章收录于《北京市中小学校科技教育工作资料选编》,北京市教育委员会,2002。

  注释

  ①李汀,《百度百科“地震云”词条的修改》,2017/8/13。②王国治、柴保平,《“地震云”之说尚待讨论》,《北京科技报》1986年12月8日第3版。③吕大炯、高建国、孙士鋐、杨海林,《地震云及其成因的探讨》,《自然杂志》1978年第5期。④肖承邺、邹其嘉,《“妖云”、“前兆虹”和“地震云”》,《地震战线》1978年第3期。转引自:郭增建等/编著,《地气耦合与天灾预测》,地震出版社,1996,P341。⑤(日)键田忠三郎、真锅大觉、(中)吕大炯/主编,高宗恒/译,《地震云》,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P143-145。⑥王国治、柴保平,《“地震云”之说尚待讨论》,《北京科技报》1986年12月8日第3版。⑦见《自然杂志》1980年3卷1期,P76-77。⑧赵苹,《日本地震学会代表团访华概况》,《国际地震动态》,1981年第10期。⑨⑩王国治、柴保平,《“地震云”之说尚待讨论》,《北京科技报》1986年12月8日第3版。[11]可参见:《所谓“海城地震被成功预报”,只是假象》,短史记公众号,2017/08/09。[12] 刘大平,《一个科技人员的第二条战线》,《报告文学》1984年第1期。[13] 张光照,《激情与沉思》。收录于:《浪潮三部曲》,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P226~227。[14] 张光照,《文艺繁荣必须有法律作保障——关于电视剧〈大地震〉播出受阻的未公开情况》,《法律与生活》1986年第11期。[15]同上。[16] 《也谈文艺与立法——致〈法律与生活〉杂志编辑部的信》。《法律与生活》杂志是否刊出此信,尚存疑。收录于:陈焕新,《一个没挂牌子的国务院机关》,地震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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